古代的徭役有工资吗？ 中国古代的徭役制度如同一面棱镜，折射着封建王朝的权力逻辑与底层百姓的生存困境。 现代人试图用“工资”这一商品经济的概念去审视这项延续数千年的制度时，往往会产生认知上的错位。 从商周时期的“任土作贡”到清朝的“摊丁入亩”，徭役始终是统治者汲取民力的管道，其本质是人身依附关系下的义务劳动，而非现代意义上的雇佣关系。 战国时期形成的徭役体系已初具规模，秦简《法律答问》显示，秦国服役者每日可得八钱报酬，但需扣除两钱食宿费用。 这种看似合理的制度设计背后暗藏玄机：云梦睡虎地秦简揭示，服役者实际劳动强度远超人体极限，在修筑长城、驰道等工程中，“十役九不还”成为常态。 秦始皇陵的修建更印证了制度异化，80万民夫中，既有人头税折算的服役者，也有大量刑徒与奴隶，后者完全处于无偿劳动状态。 法律条文中的“工资”如同空中楼阁，监工鞭笞下的劳动者往往活不到结算日。 汉承秦制却更显严苛，十五岁男子即需承担“更卒”“正卒”“戍卒”三重劳役。 居延汉简记载戍卒每日口粮仅六升粟米，连基本温饱都难以保障，遑论货币报酬。 汉武帝时期的河南郡劳役簿显示，服役者需自备工具与干粮，往返千里运送粮草，沿途倒毙者不计其数。 史家笔下的“文景之治”亦难掩残酷真相：贾谊曾痛陈五口之家服役者不下二人，农时尽废导致“公私之积犹可哀痛”。 唐朝租庸调制的改革带来短暂曙光，规定每丁每年服二十日徭役，超期可纳绢代役。 敦煌文书中的“差科簿”却揭露了制度溃败，安西都护府的工匠被强征七年不得归乡，官府拖欠的“庸绢”堆积如山。 杜甫笔下“牵衣顿足拦道哭”的咸阳桥场景，正是募兵制崩溃后徭役残酷性的真实写照。 当“自由身”成为商品，劳动者反而陷入更深重的剥削，白居易《卖炭翁》中“半匹红纱一丈绫”的强买强卖，恰是徭役经济异化的缩影。 宋明两代的制度嬗变凸显统治智慧与人性困境的交锋，王安石推行的募役法本欲以“免役钱”解放劳动力，却沦为官吏敛财工具，苏辙曾揭露“纵富强者役轻，贫弱户役重”的乱象。 明代黄册制度下，工匠被编入“轮班匠”“住坐匠”世袭户籍，南京城墙砖铭文中数以万计的工匠姓名，凝固着永无休止的强制劳动。 张居正“一条鞭法”将力役折银看似进步，实则将人身束缚转化为经济压榨，松江府志记载白银流通反而加剧了“田连阡陌者赋轻，地无立锥者役重”的阶级矛盾。 站在制度变迁的长河中观察，个别朝代偶现的“工资”不过是统治术的粉饰，秦简中“日居八钱”的记载与孟姜女传说形成鲜明对照，证明文字制度与执行现实的割裂。 当朱元璋规定工匠每月有六天“自由趁作”时，匠户实际上仍在官府作坊被严密监管。 这些历史细节提醒我们：在人身依附未被打破的封建社会，任何形式的“报酬”都难以改变徭役的强制本质。 正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揭示的真相：“役民者三，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皆计丁验力，而民不堪命矣。” 这种制度性压迫直到“摊丁入亩”才稍有缓解，但其间付出的历史代价，早已深深刻入民族记忆的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