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美国最小的死刑犯乔治，被执行电刑。他被人们捆绑起来，换上衣服，送上了电椅。由于他太小，连合适的头罩都找不到。此时，他害怕的哭泣着，显得十分无助可怜。 乔治·朱尼厄斯·史丁尼于1929年10月21日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派恩伍德。他和家人住在阿尔科卢，一个由D.W.奥尔德曼在19世纪末建立的锯木厂小镇。阿尔科卢的生活围绕着锯木厂展开，铁路轨道将小镇一分为二，严格隔离了白人和黑人社区。乔治的家位于黑人区，是一栋简陋的三居室公司房，紧邻铁路，房子虽小，却承载着一家人的生活。 乔治的父亲，乔治·史丁尼 Sr.，曾在农场做佃农，后来在锯木厂工作，维持家庭生计。他的母亲艾梅在当地为黑人儿童开设的学校做厨师，乔治也在那所学校读七年级。史丁尼家有五个孩子：乔治、17岁的同父异母哥哥约翰、12岁的弟弟查尔斯、10岁的妹妹凯瑟琳和7岁的妹妹艾梅。尽管生活清贫，乔治的童年仍有欢乐时光。他常带家里的牛到草地放牧，帮着照料菜园，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 每周日，乔治随家人前往格林希尔浸信会教堂，那是黑人社区的中心。教堂的礼拜不仅是信仰的寄托，也是邻里交流的场所。乔治喜欢唱歌，尤其爱哼《大奥普里》的乡村歌曲，欧内斯特·塔布的《Walking the Floor Over You》是他的最爱。他还常和朋友们在锯木厂附近的掩体里玩捉迷藏，享受童年的简单乐趣。 乔治的家虽不富裕，却充满温情。他和兄弟姐妹关系亲密，共同面对种族隔离带来的压力。然而，1944年3月23日，一切都变了。两名白人女孩贝蒂·琼·宾尼克和玛丽·埃玛·泰晤士失踪，乔治因曾与她们说过话被警方带走。这一事件将他推向了悲剧的深渊。 1944年4月24日，阿尔科卢的法院挤满了白人观众，黑人被禁止入内。14岁的乔治·史丁尼坐在被告席上，身穿旧衣服，瘦小的身躯几乎被椅子吞没。审判由全白人陪审团主导，乔治的辩护律师查尔斯·普劳登是个税务专员，毫无刑事案件经验，更关心自己的竞选活动。控方仅凭三名警察的证词，称乔治在审讯中认罪，却无任何书面记录。两名验尸医生也出庭，但普劳登未传唤任何辩方证人，也未盘问控方证人。整个审判持续不到三小时，陪审团仅用十分钟就判定乔治有罪，法官菲利普·H·斯托尔当即宣判死刑。 6月16日清晨7:30，乔治被带往哥伦比亚中央惩教所的执行室。他穿着宽松的条纹囚服，手里紧握一本圣经，脚步踉跄地走向死亡屋。执行室内的电椅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对身高仅5英尺1英寸、体重刚过90磅的乔治来说显得格外巨大。狱警费力地将他绑在椅子上，皮带在他细小的四肢上松松垮垮。因为头罩太大，他们在他背后垫了一本圣经以固定电极。 乔治吓得泪流满面，声音颤抖地喊道：“我没做过！我没杀她们！”他的哭喊在冷漠的房间里回荡，却无人回应。行刑者拉下电闸，5000伏高压电瞬间穿过他的身体。电流的冲击使头罩滑落，露出一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泪痕清晰可见。几秒钟后，一切归于寂静，乔治的生命就此终结。 这场执行不仅是对一个孩子的残酷惩罚，也暴露了种族偏见和司法不公的丑陋面貌。乔治的案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冤案之一。 乔治·史丁尼的死讯很快被阿尔科卢小镇淡忘，他的遗体被草草埋葬。几十年来，他的故事鲜为人知，直到2004年，阿尔科卢的本地历史学家乔治·弗里尔森开始重新调查此案。弗里尔森发现，1944年的审判漏洞百出，证据薄弱，激起了人们对乔治冤情的关注。他的研究吸引了法律专家和民权人士，推动了案件的重新审视。 2013年10月，乔治家人的律师提交了令状申请，要求撤销原判。他们提供了新证据，包括乔治妹妹艾梅·拉夫纳的证词，称案发时她与乔治在一起，以及一名前狱友的陈述，称乔治始终否认罪行。2014年1月，萨姆特举行了两天听证会，艾梅重申了她的回忆，强调案发当天她和乔治未与被害女孩有进一步接触。 2014年12月16日，巡回法官卡门·T·马伦作出裁决，撤销乔治的定罪。她指出，乔治未获公平审判：全白人陪审团、律师的无能以及可能的逼供构成了“重大且根本的不公”。这一裁决虽未明确宣判乔治无罪，但承认了司法程序的严重缺陷。 乔治的家人和支持者为裁决欢呼，但受害者家属表达了不同意见。宾尼克和泰晤士的亲属坚信乔治有罪，认为他们的研究支持原判。尽管如此，法律裁决已不可逆转。阿尔科卢的居民在小镇公路旁为乔治立了一块墓碑纪念碑，提醒人们这段历史的不公。乔治的故事通过书籍、纪录片和电影传播开来，成为警示后人的教育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