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国民党军长刘伯龙被枪杀，他的妻子向副军长张涛哭诉，说几百两黄金被士兵抢走。张涛派人将黄金追回，送还给了刘妻。 谷正伦三天没睡，盯着晴隆县地图看。 桌面铺满军情记录、密信摘抄、地方告状信，最上头压着一份名册。刘伯龙部直属中下级军官名单，红笔一笔笔圈着名字，后面标注“待稳”“待换”“极不可靠”。 他不信刘能收得住这帮人，也不信刘会上山只带几个卫兵。 局势拖不得，贵阳街头半个月前刚炸过两次弹，卢焘死得太突然。现场没目击证人，只有两摊血迹和一把碎掉的勋章。 卢是老人，黔军元老，素来中立。 刘伯龙后来写报告，说误会，说认错了人，说是擅自行动的基层军官。 没人信。谷正伦第一个不信。 两个月前，刘伯龙带部队进贵州，说是受蒋介石亲令，接任第八十九军军长，兼任绥靖主任。 头天报到，第二天进驻市政厅。接下来不到一周，贵阳卫戍区一半兵力归他节制。 张涛进来时，谷正伦把窗帘拉上。 “他想吞整个黔军。” 张点头，没接话。 “卢是我派去维持秩序的，他杀了卢，就是给我下战书。” “再拖下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张没有表态。眼神却没闪。 谷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信封厚，里面是调令。 内容写得简单：“谷体虚多病，暂请刘伯龙接管绥靖职务。” 落款——“国防部特派办”，这封信是假的。 “你带人守住南门，设伏地在三十步内。” “他人一到，不动声色，等我信号。” 两天后，晴隆县府，天还没亮，县衙门口马蹄声碎响，刘伯龙坐在军马车上，身边只有三人，两个亲兵，一个勤务。衣服穿得整整齐齐，靴子擦得锃亮。 他信了，以为谷正伦老了，想退了，以为这是上位的机会。 没人拦路，进城畅通，县府后院灯火未灭，刘刚下马，四周传来短促号子，接着一排子弹从屋檐射出。 他中三弹，喉咙、腹部、胸腔。没哼声，直接倒地。 亲兵还想拔枪，瞬间被制服。 事发后两小时，张涛带一个排控制刘直属兵营，换岗、收枪、整队，一气呵成。 当天夜里，尸体被秘密运到郊外。草草安葬，没有碑，也没有名。 第三天，刘妻从贵阳赶到，眼圈黑，衣衫不整，带两名贴身仆妇，见张涛就跪。 “家中被洗劫，金库破，私物尽失。”说完就是痛哭。 张涛没出声，他参与了整个行动，但此刻只能假装惊讶。 “多少？”刘妻比了个手势，“至少三百两黄金。” 张点头，派侦兵三队清查驻地。三天后，搜出六箱金锭，其中部分已被倒卖，被追回时，银号老板还试图辩解。 “说是刘军长交代抵债。” 没人信，账目上没记录，黄金被归还给刘妻，当场签字，盖章。 张涛全程没出办公室，只在交接文件上签了四笔字。 这一切不为人情，只是稳军心，部队里很多人眼看着刘倒下。大家怕下一步轮到自己。 刘伯龙的出身并不复杂，黄埔一期，蒋介石的老学员。进军队十几年，屡次升迁。入贵州，是奉命，也是争位。 中央不信谷正伦，派刘，就是牵制。 可派刘，又没有明文调令，只是密电，贵阳消息不灵，百姓反应慢，军官反应快。 谷正伦动手前一句话：“今天他杀卢，明天就杀我。” 没人劝得动，张涛进军队比刘晚，职位也一直在刘之下，但这次行动之后，直接接任军长。 新任命电报是五天后发到的，电报语气暧昧，不提刘死因，只说“临时接任”。 年底之前，八十九军三次调动，两次整编，张涛开始感觉不对。 贵阳失控，遵义不稳，镇远换防。南边已经开始有人出走。 “大势已去。”这是他留在日记上的一句话。 日记只写了四页，最后一页记录的是一次秘密接头。 地点在花溪某茶社，外边是农贸集市，里头只有两张桌。 来人没带枪，也没开口，张涛看了眼他腰间皮带，“那带扣是从北面下来的？” 对方点头。眼神直接，“我们能给你时间”，张没答应，也没拒绝。 走之前他问：“我留下的黄金，会有人再来问吗？” 对方摇头。“不会。” 冬天的贵阳湿冷。张涛回营时，地上积了薄霜。 他先找的是刘妻，屋里没开灯，只有炭盆烧得劈啪响。她问：“又要搬吗？” 张说：“不搬了。再过几天，就变天了。” 起义当天是十二月十八，张涛没穿军服，全军二十四个连，全数出动，封锁三个要道，夺取通讯中枢，只用了五个小时。 没有枪声，没有反抗，贵阳政权更替，就在黎明前完成。 之后电报发到各地：“八十九军宣布起义，张涛任临时军政代表。” 解放军第二天接管城区，入城部队无阻，张涛没发表声明。也没接受采访。 只是坐在原办公室，把文件一页页翻完，再用火盆烧掉。 半个月后，他交出职务，移交完成后搬至黔东老家，闭门不出。 再无战事，再无动静，刘伯龙的墓，几年后被人挖出，骨灰被重新收殓，送往贵阳南郊，立碑无字。 张涛晚年说：“我没杀他，我只是没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