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陈老总都喜欢写诗词，而且风格都是豪放派，不过，两人在创作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一个在高山看雪，一个在雨中走路。 毛主席写《沁园春·雪》时，在延安，大雪封山，屋内生着火炉，外面马匹被冻得喘气。 陈毅那时还在江西，泥泞里打游击，晚上睡觉前，他在草地上用火炭划下两个字：断头。 两个人都在写诗，但不是一类诗，一个喜欢“指点江山”，一个习惯“记录风雨”。 毛主席的诗，有气势，起手就定格局。 《长征》写“红军不怕远征难”，第一句就给读者下命题，不是抒情，是决心。 长征期间，他曾在雪山口念过这首诗，战士冻得说不出话，念完，就说了一句：“我们走得过去，历史也走不过去。” 那种气势，陈毅写不出来。他不会用“万水千山只等闲”，他会说“今天断头不皱眉”。 毛主席更像是用诗在立传，陈毅是在写心。 梅岭的牢房里，陈毅写下《梅岭三章》，字写在烟盒背面，墨水不够，就用炭头。 “断头今日意如何？”这句话不虚，那年真有死刑判决下来了，他以为自己走不到明天了。 但还是写了三章。“以此明志。”他的原话。 不是为了给别人看，是怕自己软下去。 毛主席的诗偏爱夸张，用的是大词、大象，风雪、长江、黄河、群山、旌旗，这些词反复出现，像铺陈史诗的底布。 比如《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一天跨越两地，现实里做不到，诗里可以。 他用诗调动的是时代情绪，而不是私人口气。 陈毅不同，用的是生活场景，诗里有苦、有烟、有累。 抗战时期写的《西行》，记了路上遇的马匹、老农和断粮。 “风雷驱大地”那一句，本来没有，是毛主席加上去的，理由是：“这首诗写得太直，加一句气象。” 陈毅接受了，但私下里说了一句：“我写的是真事。” 两个人都坚持写旧体诗，却有不同的坚持，毛主席不喜欢自由诗，曾说过，“白话诗几十年，没一首传得开”，但自己也承认：“旧体诗也不能代表未来。” 他写诗不是为了发表，是为了留下。 一共写了300多首，发表不到100首，很多诗，直到晚年秘书整理时，才拿出来。 比如《念奴娇·鸟儿问答》，起稿是抗美援朝后写的，搁了十多年才整理。 陈毅不一样，写得多，也愿意让人看。 主张“三条腿走路”——旧体、新体、民歌。 他写过六言诗，也写过杂言诗，他的《游玉泉山纪实》，就是用六言写的，“古树含风韵，清泉泛月明。”前后八段，每段两句，押平仄不拘。 毛主席看了，说：“你这是在玩诗。” 陈毅笑答：“我不玩诗，诗在玩我。” 他们也改对方的诗。 毛主席改过陈毅的《反攻下汀州龙岩》，原句写“败军气犹壮”，毛改成“铁军真是铁”，理由是：“败军”不好听，气势也不够。 陈毅接受了，但说：“那不是败，是战术转移。” 毛笑了，说：“你写的诗，不要让读者解释太多。” 陈毅仿过毛的《如梦令》，毛写“风展红旗如画”，他写“道旁梅花似雪”。一句仿意，一句仿形。 去非洲访问期间，写《满江红·黄金海岸》，直接用毛的“全无敌”一词。 有人问：“这是致敬？” 陈毅说：“我在外面，写不了那么气势的诗，只能借他的话撑场子。” 毛主席写诗，用的是“空中俯瞰”。陈毅写诗，用的是“地上拾柴”。 一个写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一个写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毛主席写“指点江山”，陈毅写“岭南有雾”。毛写“谁主沉浮”，陈毅写“队伍吃不上饭”。 一个重构神话，一个打捞现场。 毛主席写《七律·登庐山》，收笔是“万丈长江横渡”，实际上那年没去横渡，只是意象铺设。 陈毅写《莱芜大捷》，一句“百千万众擒群虎”，就是那场战役的人数和结果。 毛主席说：“诗不全是实录。” 陈毅回了一句：“我就爱写实。” 毛主席写诗的时候，是革命的指挥者，陈毅写诗的时候，常常还是士兵。 这不是身份问题，是写作位置问题。 毛主席的诗，是给后人看的，陈毅的诗，是跟自己说的。 两人都不认为自己是诗人，但都把诗看得很重。 陈毅晚年说：“我这一生，最不后悔的是，写了几首不丢人的诗。” 毛主席说：“不求流传，只求表达”，可一生最满意的作品，还是《沁园春·雪》。 他曾问人：“你看那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怎么样？” 对方说：“豪气干云。” 毛点头：“写给天下看的。” 周总理评价他们：“毛主席诗少，但每首都有气势。陈毅写得多，像江水奔腾。” 不是谁高谁低，是谁从哪个角度看世界。 最后一次提到陈毅诗，是毛主席病重时。 秘书读给他听《春到玉泉》。里面有句：“山花不识老将军。” 毛笑了，说：“不识更好，识了也未必记得。” 灯光下，床头没有稿纸，也没有诗稿，只有一壶冷茶，一本翻旧的杜甫集。 一个用诗表达理想，一个用诗记录人生，不是风格不同，是眼光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