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我国外交官何存峰乘坐美国客机飞往纽约，在飞行途中，何存峰去了一次洗手间，回来却发现随身携带的外交邮袋不翼而飞，外交邮袋中装着绝密文件，这次的任务就与文件有关，他向美国机长提出交涉，被美方粗暴地拒绝了。 那一天，北京首都机场，一架美国泛美航空的波音747客机准备起飞，目的地是纽约。这趟航班对何存峰和他的同事杨水长来说，不是普通的出差，而是肩负着把一份绝密外交邮袋送到中国驻纽约大使馆的重任。外交邮袋这东西，按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国家都不能随便动它。所以，何存峰和杨水长得打起十二分精神，确保它不出岔子。 飞机起飞后，一切正常。两人轮流盯着邮袋，生怕出意外。可飞了半个多小时，何存峰实在憋不住，去了一趟洗手间，叮嘱杨水长看好邮袋。谁知回来一看，座位上空了，杨水长和邮袋都不见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何存峰脑子嗡了一下，但作为老外交信使，他马上冷静下来，开始找线索。 他先在机舱里翻了个遍，座位底下、洗手间、后舱厨房，全找了，没影儿。后来他想到飞机上层有个小“阁楼”，可能是机组休息的地方，就想上去看看。可刚到那儿，就被两个美国安保人员拦住了，语言不通还不让进。何存峰没办法，只能找机长尤金·特纳帮忙。他说明情况，要求搜查飞机，但机长却说杨水长请求政治避难，拒绝配合。这下事情更复杂了。 何存峰不死心，跟机长摆事实讲道理，说外交邮袋的法律地位不容侵犯，可对方就是不松口。正僵着呢，飞机广播说引擎故障，要紧急降落芝加哥。何存峰心里咯噔一下，感觉这可能是美方的拖延战术。飞机一落地，他就站在“阁楼”通道口，死守着不让机组走，要求归还邮袋。 这举动把事情闹大了，美国国务院和移民局的人都来了。何存峰跟他们硬碰硬交涉，强调国际公约和国家利益。美方先是想把这事往政治避难上扯，但何存峰的坚持让他们没办法搪塞。经过几个小时的拉锯战，美方终于妥协，把邮袋还了回来。何存峰检查确认没问题后，才放行飞机，继续飞往纽约，最终把邮袋安全送到。 任务完成后，何存峰的表现得到了外交部的高度认可。他拿了一等功，还连升两级，成了信使队的榜样。他的事迹也被写进教材，成了危机应对的经典案例。 至于杨水长，他的叛逃在国内炸了锅。外交部赶紧加强了信使审查和教育，防止再出这种事。杨水长本来是想投靠台湾情报机构，可邮袋没带走，他也没啥价值了。台湾那边不认账，他只能在美国混日子。据说后来被安置在难民营，靠救济金和打零工过活，日子过得挺惨。1989年，有人还在纽约街头见过他，形容憔悴，跟当年完全不是一个人。 这事儿放到1980年代的中美关系里看，其实挺有意思。那会儿两国关系时好时坏，这种突发事件既考验外交人员的智慧，也反映了国际博弈的复杂。何存峰能把邮袋追回来，不光保住了国家利益，也让《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效力得到了体现。外交部后来还借这机会完善了制度，把安全漏洞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