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几名美国中情局探员突然出现在一位中国老人的家门口，出示证件后，直接对老人说道：“保证提供永久居留权和高薪科学家待遇。”

那年3月的一个傍晚，休斯敦空气闷热。城郊公寓楼下，两辆黑色轿车停下，四个穿西装的男人快步走向302室。领头人敲门，声音在楼道里很清楚。 “谁啊？” 屋里传来老人的声音。

门开了一条缝，灯光照出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穿着洗旧的衬衫，领口敞着，能看见突出的骨头，眼神里带着防备。

“曾肯成先生，我们是美国中情局的。” 领头人拿出证件，“想和您聊聊，有些条件对您和家人都有好处。”

老人手在门把上停了一下，眼睛微微眯起，还是把门开大了些：“进来吧。” 客厅里，台灯亮着，沙发上搭着旧毛衣，茶几放着半凉的中药。四个男人坐下，领头人看了看墙角的数学书，脸上笑意更明显了。

“曾先生，我们知道您女儿病得很重。” 他语气关切，“美国医疗条件好，能给她免费治疗。还能换市中心的大房子，年薪十万美元，给您美国绿卡。”

接着，他往前凑了凑，“只要您把中国密码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这些都能办到。”

曾肯成坐在对面藤椅上，手指不停摸着膝盖上的老茧。窗外风把窗帘吹起，路灯亮起来，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想起三十年前，在湖南老家，父亲把古书放在他桌上，说要他当个像曾纪泽那样的文人。

可那时他总躲在阁楼，借着天窗的光看《微积分》。那些数学公式，在他眼里比诗词有意思多了。父亲生气摔书，他还是偷偷攒钱买数学书。1946 年，收到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录取通知书，父亲最后还是点头让他去了。

在清华，曾肯成学习特别努力。上课坐第一排，笔记写得密密麻麻；图书馆关门了，他还在走廊借着灯光做题。毕业后进了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接触到密码学，一下就被吸引住，觉得这些密码能保护国家。

1956年，国家派他出国学习。在国外，他住小宿舍，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图书馆工作人员都认识这个总来最晚走的中国学生。1957 年春天，中科院来信说国内急需密码学人才，同时导师劝他留在华沙，说那里科研条件更好。

曾肯成看着窗外飘扬的五星红旗，想起出国前在天安门看到的场景：工人忙着建设，孩子开心玩耍。他觉得祖国需要他，就握住导师的手说：“我得回国。” 导师虽然叹气，但眼神里都是佩服。

回到国内，密码学什么都得从头开始。曾肯成整天泡在实验室，饿了吃馒头，困了趴桌上睡会儿。带着团队研究，终于发明出代数密码，复杂得让美国专家都没办法，成了保护国家信息的重要东西。

可没想到，1988 年，女儿突然得了红斑狼疮，病越来越重。国内治不好，他只能带家人来美国。医院里，昂贵的账单、刺鼻的消毒水，压得他喘不过气。他白天照顾女儿，晚上去中餐馆刷盘子，钱还是不够。

就在这时候，中情局的人带着条件找上门。

“曾先生，考虑得怎么样？” 领头人的话把曾肯成的思绪拉回来。他看着对方眼神里的算计，心里直犯恶心。他知道密码技术关系到国家安全，可女儿的病又让他揪心。

“让我想想，这么大的事得和家里人商量。”

“理解，希望您尽快决定，机会难得。” 男人笑着站起来。

送走中情局的人，曾肯成坐在沙发上，双手抱着头。妻子端来一杯热茶，放在桌上说：“老曾，咱不能对不起国家。” 女儿房间传来咳嗽声，他走到门口，看见女儿靠着枕头，在看他送的数学书。

“爸，你说的那个代数密码，我好像有点懂了。” 女儿冲他笑了笑。

曾肯成鼻子一酸，走进房间，握住女儿的手。以前温暖有力的手，现在瘦得只剩骨头。“等你好了，爸爸教你更多，咱回祖国的家。”

之后中情局的人又来过几次，曾肯成总找理由拖着。他偷偷联系了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声音低沉又坚定：“我是曾肯成，需要你们帮忙。”

领事馆马上行动，制定计划。1989年4月一个深夜，一辆普通面包车停在公寓楼后面。几个人悄悄上楼，接上曾肯成一家，消失在夜色里。

飞机上，女儿在妈妈怀里睡着，脸色比之前好了些。曾肯成看着窗外的云，心里踏实了。回到国内，他没休息就回了实验室。同事们看到他都很激动，他只说：“接着干吧。” 在他带领下，密码学研究又有了新进展。

有人问他在美国有没有动心，他很严肃地说：“国家培养了我，我的本事都是国家的。个人再难，也不能不管国家利益。为了自己背叛祖国，我良心不安。”

曾肯成的故事，就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样子。国家需要的时候，他们站出来，用知识保护国家。遇到诱惑不心动，碰到困难不后退，因为他们知道，个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