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大部分是湖南人。太平天国从两广突围时只有两万人，男女老幼都算上才两万人。可是进入湖南湖北，人数立即膨胀，那么太平天国攻占武昌后顺流东下，军队人员构成湖南人可能就占了一多半，湘军打太平军，是老乡杀老乡，而曾国藩为了避免湘军反叛，反复攻击太平军是“粤匪”，建立地域对立，可实际情况可能是湖南人自己打自己。 19世纪中叶，湖南省成为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关键地区，其影响力极其深远。与广泛的误解不同，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并非主要来自广西或贵州，而是有着显著的湖南元素。这一事实得到了历史文献的佐证，特别是从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中可以明显看出湖南在太平天国军事策略中的重要性。 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在湖南迅速壮大其力量，主要得益于当地人民的大规模加入。据记录，在永州地区，民众如潮水般投入到太平军中，使得军队得以迅速补充和扩张。此后，太平军在道州地区的再度振兴，成为了军事发展上的关键转折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太平军得以重新整顿，向长沙发起了决定性的进攻。 湖南加入的具体数字也是颇为惊人的。据统计，道州、江华、永明地区共有约2万人参与，郴州约两三万人，而茶陵州也贡献了数千人，总计超过五万人加入了太平天国。这一数字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视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尤其是在太平军初期，当他们从永安突围并围攻桂林时，仅有不到5000人的兵力。这从清朝广西巡抚邹鸣鹤的奏折中可见一斑，他曾报告说太平军在攻击桂林时大约有二三千人，而太平军自称有六七千人即将到达。 这些数字并不仅仅包括战斗人员，还包括了老弱妇孺以及伤员等非战斗人员。正是这股力量，使得太平军后来能够攻占长江中下游，顺利克服武昌，占领安庆，并在10天内完成对金陵的占领，创造了军事上的奇迹。 此外，太平军的水师也是完全由湖南的船户组成的，在此之前太平军主要是一个陆地作战的队伍。湖南的船户为太平军提供了水上作战的能力，进一步扩展了其军事行动的范围。这一点再次突显了湖南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战略与战术重要性。 湘军的诞生与曾国藩密不可分。曾国藩是湖南人，他深知同乡的勇猛和忠诚，因此在组建自己的私人武装时，大量招募了湖南农民。这些士兵大多数时间在湖南接受训练，即便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湘军多次远征他省，湖南仍是他们的主要训练基地。这种持续的本地化训练，确保了湘军的战斗力始终保持在高水平。 湘军作为清朝末期的主要军事力量，湘军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的战术和组织结构后来对李鸿章的淮军产生了深远影响，淮军甚至被视为湘军的学徒。 湘军的核心力量始终是那些湖南籍的士兵，他们的勇敢和战斗技巧在多个战役中得到了验证。湖南地区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孕育了这样一支具有强烈地方特色的军队，他们的存在不仅是湖南的骄傲，也是整个清朝的重要支撑。 湖南湘西和湘南在历史上的社会风貌极为复杂，尤其是在清朝晚期，这一地区频繁的农民起义和民间械斗揭示了其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激烈的民族摩擦。这些地区主要居住着苗族和瑶族，这两个民族以其好战和强烈的自治意识而闻名，他们之间以及与当地地主的冲突，常常演变为群体性的械斗。苗族和瑶族并不完全接受官方的管控，更倾向于通过实力来解决争端。 清朝的统治并未完全平息这些地区的动荡。据《龙山县志》记载，在乾隆六十年，贵州的苗族首领石柳邓发动了起义，而湖南的苗族领袖石三宝与吴八月迅速响应，这场起义迅速蔓延到了辰州永顺等地，成为一场大规模的冲突。 此外，湘西和湘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落后，加之地处偏僻，常因资源匮乏而陷入困境。清朝晚期，湖南多次爆发由于灾荒引起的民变。长沙县志在同治时期记载，乾嘉85年间，该地区平均三年才有一次丰收，而每六年就有一次大灾，到了道光时期，灾年更是频繁到三年就有一次。这种频繁的灾荒使得湘西湘南的人民陷入了极端的贫困，常有“民食草根俱尽，饿殍遍野”的悲惨场景。 在这种背景下，白莲教和天地会等秘密宗教组织在湘南迅速发展，成为反抗清朝统治的重要力量。湘南尤其成为了白莲教的活动中心，其成员大多是因饥饿和生存压力而加入，寻求通过起义改变命运。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连绵战事后，湘西湘南的民众对战争已经异常熟悉，形成了一种全民皆兵的局面。半农半兵的生活方式使得即便是普通农民，也具备了战斗的能力和经验。他们的战斗意识和勇猛精神，虽然根植于长期的苦难和斗争，但也让他们在多次的农民起义中表现出了不凡的战斗力。 湘西湘南地区的历史是一部由贫困、战争和民族斗争交织的悲壮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