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去世前召唤来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给了两个政治交代： 第一，要拥兵自重。以后保卫太后、保卫国家都得靠你的淮军。淮军只可壮大，不可削弱。千万不要像当年的湘军一样，裁撤导致湘军众将士飘如秋叶，以至于剿捻无功。 第二，他让李鸿章切记，即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风，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使其后来者为之应和。 道光十八年（1838），年仅27岁的湖南人曾国藩，通过科举一举登上了进士的舞台，以三甲第三十八名的成绩进入仕途。 这一年的同榜进士中，还有一位不容忽视的人物——安徽人李文安，他的名次排在三甲第112位。这个看似平凡的相遇，实际上为中国近代历史埋下了深深的伏笔。李文安的儿子，日后成为了清朝重要的政治人物——李鸿章。 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关系并非单纯的师徒情谊，而是深植于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中的。年轻时的李鸿章，不仅天资聪慧，而且志向远大，因此在两年后的丁未科考试中，他以二甲第十三名的成绩，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才华。 此时，曾国藩也已在仕途上积累了一定的声望和权力，二人的关系也渐渐密切，李鸿章曾多次向曾国藩请教学问，渴望能从他那里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 然而，当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曾国藩在家乡湖南组织湘军时，李鸿章并未立即归附于他。反而，李鸿章选择回到安徽，试图在家乡组建团练，争取自己的一番事业。 但初出茅庐的李鸿章却未能如愿，他在军事上的经验不足，屡屡遭遇挫折，不仅未能取得显著成果，反而因战败而名声受损，成为了“专以浪战为能”的笑柄。 面对困境，李鸿章并没有气馁，经过几年的磨砺，他最终决定请求曾国藩的庇护，带着深厚的恩情和期待，回到了湘军阵营。 1860年，李鸿章正式投效曾国藩，这一选择无疑是一个重大转折。然而，师徒二人的关系并没有如预期般顺利。李鸿章的到来并未得到曾国藩的全力接纳，反而很快因战术上的分歧发生了冲突。 尤其是在曾国荃围攻安庆、李秀成东征皖南之际，李鸿章多次劝说曾国藩调整战略，但曾国藩坚持自己的决定，决不轻易撤离祁门。这场师生间关于军事战略的争执，不仅暴露出双方在性格和理念上的巨大差异，也埋下了未来更深矛盾的种子。 1861年，湘军在安庆战役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曾国藩准备利用这一胜利乘胜追击，向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进军。然而，此时太平军已经直逼上海，威胁着江南的稳定。 面对局势的危急，上海的官绅纷纷向曾国藩求援，承诺提供丰厚的资助，条件是湘军能派兵支援上海防线。湘军虽有战功，但因缺乏财政支持，始终依赖地方的捐款维持军备。 在这时，曾国藩决定派遣自己的弟弟曾国荃前去支援，但曾国荃因专心于天京战役而拒绝了任务。因此，曾国藩转而求助于李鸿章。尽管李鸿章的理想与曾国藩的初衷不同，他却无疑看中了借此机会名利双收的机会。 李鸿章接受了任务，迅速在安庆集结了部队，并开始从自己的家乡招募乡勇。李鸿章的淮军初期并没有显现出多么显赫的战绩，但曾国藩为保障李鸿章的顺利发展，还专门提供了额外的兵力支持，使得淮军逐渐成型。 随着李鸿章的淮军登陆上海，并在一系列战斗中取得胜利，特别是在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等战役中，淮军的声势迅速壮大。李鸿章获得了当地士绅的支持，得到了可观的财政收入，且装备和兵力日益壮大。 1862年，李鸿章被正式任命为江苏巡抚，这一职位不仅为他提供了广泛的政治和军事资源，也为淮军的进一步扩展提供了保障。 然而，随着淮军的迅速崛起，李鸿章与曾国藩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李鸿章不仅在经济上依赖上海的资源，政治上也逐渐脱离曾国藩的直接控制。 尽管曾国藩曾在两江总督的职位上大力支持李鸿章，但随着淮军实力的增强，李鸿章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行事，特别是在湘军与淮军之间的军饷分配上产生了矛盾。李鸿章尽管表面上照顾曾国藩，但实际上却在暗中为自己的利益争取更多的资源，甚至一度不满曾国藩的要求。 当李鸿章的淮军进一步扩展至苏南并取得一系列胜利时，曾国藩和李鸿章之间的矛盾愈发明显。曾国藩始终坚持要求淮军提供援助以支援天京战役，而李鸿章则因担心功劳被湘军夺走，迟迟未行动。 在多次调动军队的过程中，李鸿章逐渐将淮军视作自己的私人武装，军队的忠诚与归属感已不再单纯依赖曾国藩。 1864年，曾国藩再度出山，试图解决捻军问题。虽然李鸿章名义上支持曾国藩，但事实上他却在背后为自己的军队利益不断运作。最终，李鸿章通过剿捻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并完成了曾国藩未能实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