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名将伯颜不仅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将领，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出身于蒙古八邻部，家族世代为蒙古帝国效力。 伯颜的曾祖述律格图在成吉思汗时期就担任八邻部千户，他的祖父阿刺继承了这一职位，还兼任断事官。伯颜的父亲跟随旭烈兀征战西域，因此伯颜从小就在西域长大。 忽必烈即位后，伯颜被派到朝廷汇报工作。忽必烈一见伯颜就被他高大的身材和睿智的言谈所吸引，于是将他留在了朝中任职。 伯颜很快就在朝廷中脱颖而出，成为众臣之首。至元二年（1265年），他被任命为光禄大夫、中书左丞相。每当朝中遇到难题，伯颜总能用简洁的话语给出解决方案，因此被称赞为"真正的宰相"。至元七年（1270年），他又升任同知枢密院事。 至元十一年（1274年），伯颜再次被任命为中书左丞相，并被委以重任，统领二十万大军南下攻打南宋。 他率军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攻占了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为元朝统一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他的诗就写在此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诗人当时的戎马生涯，军队的指挥员必须智勇双全，具有“视万里如目前，运天下汝掌上”的胆识和才能，伯颜正是这样出类拔萃的名将。 他指挥立十万军队犹指挥一人，运筹高妙，赏罚严明，在他的率领下元朝军队分三路向江南进发，仅在五个月之内就抵达汉口，占领了沿途城镇。 诗人素无名世之心，兼少传后之志，作诗赋曲全是军政闲暇时的爱好。 在这里他似乎只想用质朴的笔墨将征战生活记录下来，八行诗里没有铺排典故，也未十分注重情感的抒发。 尽管如此，指挥者的才能，军队的雄威，征战的胜利已被诗人的妙笔描绘得栩栩栩1生，真如似一幅南征速写画呈现在我们眼前。 诗人本身即是“小戏轻提”二二十万一人军的将领其感受自然是真实的，写出来的这首诗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是至深的。 如果将这一首请与侧重咏物的《鞭》放在一起来看，那么成竹在胸，稳操胜券的杰出指挥员的形象便更具其形，活现纸上了。 诗人在赞美他的鞭子时写道:“一节高兮一节低，儿回敲摊月中归，虽然三尺无锋刃，百万雄师属指挥”。   赞美自己的骏马、弓弩、刀剑、服饰、毡房、器具是蒙古族的传统习俗，然而这决非单纯的为咏物而咏物，诗人往往将自己的情感熔铸在所咏之物中，言在此而意在彼，伯颜的这首诗当然也是借物言志之作。 大军的得失，事业的成败与他手中的马鞭有着直接的联系，若有丝毫差错，都可能招致不可估量的损失。 因此，看去既轻且短l均马鞭，并非凡庸者所能承受，然而它一经握在伯颜的手中，便显现出惊天动地的魔力，成了胜利的象征，诗人言外之意，不在马鞭是很明显的。 这首诗只有居伯颜巫相那样的地位，具有那样才能的人在那种历史条件下才能写得出来。   伯颜的诗不仅反映了他的智勇双全，其忠诚家国，体恤平民，赏罚分明，不谋私利，不贪酒色等可贵的品行亦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   身为一员名将，在那征战频仍的岁月里，不仅有辅国济世的伟大抱负，而且还具有体恤民生，崇尚人道的美好心灵，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伯颜迅相为元朝立下了卓越功绩，然而他不居功邀赏，不希荣慕誉，贪图钱财。 至元十二年五月，伯颜奉旨回上都朝见世祖，不久进中书右迅相，此时他让功于阿术，遂以阿术为左垂相。 元军统一南宋得府三十七，州一百二十八，关监二，县七百三一，忽必烈大悦，告劳伯颜，伯颜却拜谢说:“奉陛下成算，阿术效力，臣何功之有”其谦逊如此，直令人叹服不已。 他在皇帝面前是这样的忠诚，在外征战时亦是一位忠臣。 至元十二年春元军占了江州，江州守师夔设宴庚公楼，选宋宗宝美女两人，盛饰以献，伯颜大怒，当即痛斥他说:“吾奉圣天子明令，兴仁义之师，问罪价宋，岂以女色移吾志乎。”伯颜不仅自己这样忠诚廉正，而且还谆谆告诫成宗慎以酒色。   伯颜的职位高至丛相，在江南征战两年为国家立了功劳，自己却没索取任何财物。 当伯颜告捷而还时，帝诏百官前往郊外迎接慰劳，平章政事阿哈马先百官而道褐，一伯颜解下自己所服长钩绦馈赠给他，并说:“宋宝玉固多，吾实无所取，勿以此为薄也”。 当时他的马鞍上所驮囊袋中惟布被而已。 伯颜垂相不愧是个能征一贯战的将领，廉洁正直的忠臣。 世祖忽必烈对伯颜十分推崇，赞扬池“才兼将相，忠放所事”，给予其极高的评价。 至元二十六年，伯颜进金紫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至元二十一年，又拜开府仪同三司、太傅、录军国重事。 同年十二月莞，享年五十九岁，大德八年，待赠伯颜宣忠佐命开济功臣，大师、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淮安王。   伯颜旗相就是元朝初期较早地用汉文进行创作的蒙古人之一，他的诗创作于紧张的戎马生涯中，无暇刻意推敲是可以想见的。 他精通汉语，娴熟诗律，文学造诣很深，身任武职，文才一也并不逊色。 其诗以雄浑见一长，连同那高昂的格调，奇特的构思、明快的节奏、瑰丽的色彩等特点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给人们以精神和艺术上的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