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19日，三百多日军趁着大雾爬上了郑州城墙，城墙守军一击即溃，日军轻易攻入城内。   城内有一个师的守军，却未能进行有力反击，当第二天二千多日军援军赶到时，守军弃城而逃。   这是郑州的第二次沦陷。   1941年，日军初次占领郑州，在杲村桥附近，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两起杀戮事件。   一位聋哑农民，他在寻找走失的耕牛时遭遇了日本士兵的袭击，背后刺刀挑命而死。   另一个是邵苍父，一位在桥边开饭馆的外乡人，因不懂日语，也惨遭日本兵杀害。   接着，日军进入杲村，抢夺食物和家畜。   这一切发生在郑州第一次沦陷后的30天。   尽管当时的杲村仅由十几个村民组成，身为村保长的宋文选决定组织村民进行反击。   正值国民党军追击日军之时，一队中国军队正向杲村桥方向进发。   然而，由于情报错误，这支队伍未能及时发现敌人并在桥上遭遇伏击。   面对敌人，部分新兵未能立即开火，而领头的排长和几名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最终，排长在遭遇激烈的反击后牺牲，而新兵则被吓得撤退回到庙李镇。   随即，两个连的国民党部队赶到，这支部队的士兵大部分未曾接受过充分训练，甚至有些士兵完全不会使用武器。   在双方交火后，部队损失惨重。   此时，宋文选和几位曾参军的村民站了出来，拦下了撤退的国民党军队。   面对士兵们的退缩，宋文选对他们严词质问，激发了队伍中的勇气。   在宋文选的带领下，村民们拾起了武器。   组织村民们登上了杲村的北寨墙，开始反攻。   村民们依照宋文选的指示逐一瞄准敌人，精准的射击让日军措手不及。   随着第一轮激烈的射击后，日军开始撤退。   经过这场战斗后，杲村的村民成功打退了日军，并帮助国民党部队重新集结。   此后，这座桥及其周围的地区，成为了中国军队反攻的一部分，最终将日军从郑州彻底赶出。   1944年，日军再度侵占郑州。   随着国民政府军队的溃败，郑县的县长段国栋和后任县长崔国庆在当地组织游击队，带领民众奋起反抗。   段国栋是一位有着欧美留学背景的军官，在接手郑县的领导工作后，积极带领地方部队坚持抗战。   崔国庆则继任并加强了与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系，致力于扩大游击队的力量。   在日军的占领下，郑州迅速建立了郑县维持会。   维持会与日本的特务队共同管理郑州，并通过各种方式对抗日力量进行打压。   这些日本军官，特别是酒井勇一，往往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杀害无辜百姓。   许多地方的土匪与散兵游勇也趁机而起，自称游击队或抗日队伍，肆意掠夺和骚扰平民。   南郊一带更是成为了这些暴徒的活动重灾区。   许多人无奈加入了以自卫为名的“红枪会”。   这些“红枪会”虽然一度展现出一定的抵抗力量，但也有不少被野心家所利用。   崔国庆采纳了地方士绅的建议，在加强游击战斗的同时，成立了“清乡团”。   团长李鸿翼，曾是小乔乡的地方官员，担任清乡团后，他迅速清理了抗日队伍内部的腐败分子、土匪以及伪军。   李鸿翼的清剿行动恢复了部分地区的治安。   李鸿翼因其严厉手段和公平公正的处理方式，在当地民众中留下了极高的声誉，。   在郑县沦陷期间，许多村庄遭到日军的焚烧，数以千计的无辜百姓在日伪军的暴行中失去了家园。   特别是在小乔乡的东南部和北部，许多农民被迫离开家园，四处逃散。   郑县周边地区的游击队逐渐积累了抵抗的力量，尤其是小乔乡的西北部，游击队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1945年日本投降后，日伪的统治终于崩溃   但郑州的解放依然没有带来完全的平静。   许多曾与日伪合作的汉奸在战争结束后并未受到应有的清算，他们的下落仍然成谜。   一些特务队的成员，在战争胜利后的政治混乱中逃脱了惩罚。   1945年，根据统计，战前郑州市区人口为329,269人，但战后仅剩下101,450人，减少了超过三分之二，人口锐减227,819人。   外逃的市民占据了大部分，达到216,362人。   与此同时，战时郑州房屋大规模倒塌，达28,035间，工业几乎全军覆没，约80%的工厂停业。   市区商业也未能幸免，大部分商店关闭。   郑县的伤亡也极为惨重，日军飞机曾多次轰炸郑州，造成1,436人死亡，119人重伤。   参考文献：[1]王怀阳.抗战时期的中华慈幼协会许昌慈幼院[J].河南文史资料,2013(4):97-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