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鲁迅花3000块大洋在北京购买了四合院，并将全家接过来同住，怎料，因为弟媳一句羞臊的话，弟弟直接拿起香炉砸向鲁迅，说道：“绝交！”从此，鲁迅净身出户，被赶出了家门。 在民国八年（1919年），鲁迅购买了一座位于北平新街口的三进大四合院，这个地方位于八道湾胡同内，是一处宽敞的宅子，共有28间房屋。 鲁迅购买这座房子的初衷是为了让母亲以及两个弟弟的家眷住在一起。宅子的最里面一进由周作人和周建人夫妇居住，中间一进则由鲁迅的母亲和妻子朱安居住，而最外面的一进则是鲁迅的书房和接待客人的厅房。 按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兄长如果有所成就，必定会照顾和帮助弟弟。鲁迅作为长兄，确实如传统所期望的那样，尽力为弟弟们提供了帮助。事实上，鲁迅在日本期间曾将两个弟弟接到日本一同生活，且两位弟媳也都来自日本，是姐妹俩。 周作人娶了羽太信子，而周建人则娶了羽太芳子。鲁迅为了照顾弟弟们，除了让他们住在自己购买的大宅子中，还承担起了所有家庭的开销，包括聘请仆人、佣人等。 在八道湾的这座大宅子里，除了鲁迅的家人，还生活着十几个仆人，他们包括车夫、厨师、杂工和洗衣工等。所有的家庭开销，包括这些佣人的薪水，也完全由鲁迅承担。这份责任虽然沉重，但鲁迅也没有抱怨，始终将家庭的和谐看得比个人的困苦更重要。 羽太信子，这位出生于1887年的女性，原本并非出自富裕家庭。她在1909年嫁给周作人后，初期的生活并不富足。 羽太信子承担了家庭的所有事务，无论是购买菜蔬、下厨做饭，还是家庭的卫生清洁，她都亲力亲为，做得一丝不苟，俨然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在这段时间里，她对鲁迅的母亲也非常敬重，尽心照料。不过，这种表面上的和谐并未持续太久。 鲁迅将弟弟们接到自己家住，并将家中的财务交给羽太信子管理，最初的目的是希望兄弟姐妹们能够和睦相处，共享天伦之乐。然而，羽太信子在掌管家务后逐渐表现出了过于奢侈的生活方式。她开始倾向于购买高价的日本货，这些商品的价格通常比国货贵上一倍。 与此同时，她对于家庭的日常开支也显得毫无节制，甚至有时提出一些看似荒唐的要求。有一次，虽然厨师已经做好了晚餐，但羽太信子却坚持要求大家吃饺子，并立即指示厨师和面包饺子。 此外，她还特别偏爱日本医生，每当家人稍感不适，她便坚持要请日本医生上门诊治。这种奢侈的消费方式，显然让鲁迅的经济状况逐渐捉襟见肘。鲁迅的薪水在这种情况下显得捉襟见肘，家庭的开支远远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 尽管鲁迅的母亲和妻子朱安对羽太信子的挥霍有所不满，但鲁迅为了维持家庭的和睦，依然默默地承担起所有的财务压力，甚至为此不惜动用积蓄。 鲁迅在家庭中一直扮演着强势的角色，两个弟弟都在他的保护和照顾下长大。作为家中的长兄，他的态度往往居高临下，这使得他的弟弟们对他心存不满。 周作人的性格懦弱，似乎正是因为他长期依赖鲁迅的照顾，而这种依赖逐渐转化为一种逆反心理。羽太信子对家庭开销的不负责任，也让鲁迅感到不满，但每次他提出批评时，羽太信子往往不以为然，甚至变本加厉。 有一次，鲁迅回到家，看到门口停着一辆日本汽车，他叹息道：“我从外面用黄包车拉回来，怎抵得过他们用汽车往外运呢？”即便如此，羽太信子仍然固执己见，继续在家庭中奢靡挥霍。 面对羽太信子的不断要求，鲁迅并未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相反，他依旧忍让和包容。鲁迅的家境变得愈发拮据，尽管他已经为家庭和谐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家庭的财政状况依然无法得到有效的改善。 在这种情形下，鲁迅不得不四处借贷，以应对日常的开销。甚至在某些时候，鲁迅连购买香烟的钱都没有，还是朱安拿着首饰去典当，才为鲁迅买了烟。 鲁迅之所以一次次容忍羽太信子的咄咄逼人，外人无法理解，也没有人能够明确回答其中的原因。羽太信子的无理取闹并未导致鲁迅和周作人之间的关系出现彻底破裂，然而这种复杂的家庭关系始终埋下了深深的裂痕。 鲁迅和弟弟之间的隔阂逐渐加深，尤其是在羽太信子提出希望将父亲从日本接到中国一事上，鲁迅坚决拒绝了她的要求。尽管鲁迅坚持自己的立场，但他与周作人的关系依然因羽太信子的插手而变得微妙，兄弟之间的隔阂似乎愈加深刻。 参考资料：吴传来主编. 《一代文豪鲁迅和他的家人》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