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被俘后，在吃饭时，在场的被俘国军将领对他非常客气，有个少将主动给他系绑腿。解放军干部断定这是条大鱼，经过甄别，发现他是杜聿明的副参谋长。

1945年10月，戴笠为了布局东北，将文强召来说：“军统在东北需要有个得力之人去。我思来想去，你最为合适。此番派你去东北出任办事处主任，定要将我们的势力稳稳扎根，杜聿明那边，我已通过气”

文强是1938年才加入军统的，并非特务处的老人，但深得戴笠信任，晋升很快，此时已是中将军衔。

军统大特务，有少将军衔已算稀缺，文强的领章能挂“两颗星”，得益于胡宗南。1944年，文强被戴笠派到胡宗南部，对内的职务是军统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对外则是第一战区的少将高参。

抗战胜利后，因文强策反华北伪军有大功，被胡宗南报请军委会，成了中将参军。文强到东北后，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处得不错，在诸多事务上达成了默契。

1946年3月的一天，文强正在办公室起草文件，副官匆匆闯入，声音颤抖地说：“文主任，大事不好，戴老板飞机失事，人怕是不在了。”

文强手中的笔 “啪” 地掉落，叹气说：“我在军统不属任何派系，戴老板这一死，我的处境不妙。”

不久后，军统改组为保密局，郑介民任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

毛人凤一改之前的态度，开始对文强发难。在一次军统内部会议上，毛人凤阴阳怪气地说：“有的人啊半路加入军统，却身居高位，这晋升速度，实在让人费解。”

在当时军统的大特务中，半路加入军统，又是将官级大特务的，除了毛人凤，就是文强了。毛人凤肯定不会自己骂自己，矛头显然指的就是文强。

军统东北办事处主任是肥缺，觊觎的人很多，毛人凤这是想趁机换人。郑介民和毛人凤不和，但两人在挤走文强这件事上，却是意见统一。

不过，文强背后还有杜聿明这座靠山。杜聿明听闻文强的遭遇后，说：“文老弟，你别把郑介民和毛人凤那两人的刁难放在心上。你的能力我清楚，在东北好好干，有我在，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

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在军事上采取大撒手，完全交由杜聿明负责。此时的杜聿明，在蒋军黄埔一期生中，受老蒋的宠信程度，已不亚于“天子第一门生”胡宗南，在这种情况下，郑介民、毛人凤只得给杜聿明面子，暂时放下了对付文强的心思。

1947年8月，东北局势风云突变，陈诚风风火火地接替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辕主任。

一到任，陈诚便宣布了一系列命令，其中包括撤销保安司令部，让杜聿明成了无职无权的闲人。杜聿明被陈诚挤走后，文强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在一次东北军政高层会议上，陈诚话里有话地说：“靠着旧关系在东北作威作福的想法，今后不要再有。”

文强一寻思，与其被陈诚撤职，还不如主动离开，这样还好看一些。文强请辞后，郑介民、毛人凤落井下石，也不打算在保密局给他安排新的职务。

一时间，文强陷入了无处可去的窘迫境地，他四处打听，却始终没有合适的去处。

无奈之下，文强想到了湘军元老、时任武汉行营主任的程潜。文强登门拜访，见到程潜后，直言说：“颂公，我如今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程潜笑着说：“你的能力我是清楚的，就留在我这儿，做个中将办公室主任吧，也算是有个落脚之处。”

到了1948年8月，杜聿明东山再起，出任徐州 “剿总” 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杜聿明修书一封，派人送到文强手中，信中言辞恳切，邀请文强来给他当副参谋长。

文强收到信后，心中犹豫，毕竟在程潜这儿刚安稳下来。可他又念及与杜聿明多年的交情，正纠结时，杜聿明又打来电话：“如今我这正缺人手，你可得来帮我这个忙。”

文强听后，不再犹豫，说：“既如此，我哪有拒绝的道理，我这就收拾收拾过去。”

彼时，程潜正暗中策划湖南和平解放之事，只是局势尚不明朗，诸多事宜不便向文强言明。在为文强饯行的宴会上，程潜言辞委婉地说：“你此番前去，徐州局势复杂，万事都要多加小心，切不可沦为俘虏啊。”

文强听出了话外之音，但认为徐州国军有好几十万，一时半会应该不会失败，还是坚持上任。

不曾想，文强的中将副参谋长，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跟着杜聿明当了俘虏。

在被俘人员排队打饭时，文强虽穿得是普通士兵服装，但身边的将官，态度极为客气，纷纷让开，让他先打饭，有人还把自己的陶瓷缸子递过去说：“用我这个盛粥。”

一个被俘的少将高参，来到文强面前，低声说道：“你的绑腿松了。”

说完，这个高参半跪在地上，替文强系好了绑腿。

这一幕，恰好被一旁负责管理俘虏的解放军干部看在眼里，他顿时起了疑，在这兵败被俘的落魄时刻，一个普通士兵怎会让少将如此伺候？

解放军断定，这人绝非一般人物，必定是条 “大鱼”。

随后，解放军干部不动声色地对文强展开了甄别工作。通过多方调查、审问，以及与其他俘虏的旁敲侧击，终于揭开了文强的真实身份。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文强只得无奈的承认：“你们这几天要找的杜聿明的副参谋长文强，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