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其实只存续了三年左右。   1927年，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转而选择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   9月，毛泽东率领的部队终于抵达永新县三湾村。   起义部队的士气低落，人数大幅缩水，从最初的四千多人减至不到千人，且多位领导干部阵亡或弃队。   毛泽东召开了“三湾改编”会议。   毛泽东在三湾村期间，也开始积极寻求外部支援。   他得知井冈山一带有一支由王佐和袁文才领导的队伍。   王佐和袁文才原本是当地的“绿林好汉”，他们曾因无法忍受地主阶级的压迫而上山起义。   毛泽东与王佐、袁文才见面后，交流了革命的理想，并通过赠送武器等形式，增强了双方的信任。   毛泽东特别赞扬了袁文才和王佐在当地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袁文才感受到毛泽东的诚意，不仅提供了物资支持，还积极帮助红军建设基础设施。   井冈山的武装力量逐渐强大。   然而，井冈山地区地少人多，经济状况艰难，毛泽东提出了将一部分力量派往赣南开辟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计划。   毛泽东和朱德带领一部分队伍南下，而彭德怀等人则留守井冈山。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领导过程中，袁文才和王佐分别代表不同的势力，毛泽东必须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在离开井冈山时特别留下一位中间派人物宛希先。   然而，在中央的指示下，部分领导干部认为革命队伍中的“土匪”不应被容忍。   在一次行军过程中，袁文才看到了中央的文件后，因失望而脱离了毛泽东的队伍，返回井冈山。   不久后，永新县的龙家衡在一次外出时无意间泄露了特委机关的秘密，导致敌人包围了革命根据地，许多人牺牲。   事后，特委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在江西的于田会议召集了红五军、湘赣边特委和赣西特委的领导人，讨论了对袁文才与王佐的处理。   原来，1930年，他们对茶陵县的地方势力罗克绍进行了突袭。   罗克绍不仅拥有一支装备精良的地方武装，而且还拥有一个小型兵工厂。   袁文才和王佐在突袭中成功俘获了罗克绍，并且没按常规程序报告上级。   这一行为，引发了特委的疑虑。   袁文才并没有立刻将罗克绍处决，他不仅将罗克绍当作贵宾接待，而且通过他维持了兵工厂的运转。   这一举动也引发了上层的不满。   特委对袁文才和王佐的行为产生了怀疑，认为他们与地方势力的关系过于密切。   特委最终通过伪造毛泽东的亲笔信，将袁文才和王佐引诱到永新县城。   袁文才和王佐率领部队进入永新，特委则组织了当地群众进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然而，酒宴过后，彭清泉直截了当地批评了袁文才和王佐的行为，指出他们与地方势力勾结。   此时，袁文才和王佐试图为自己辩解，但王佐情绪失控，与彭清泉发生了激烈争执。   2月夜，王佐感到局势不对，急切地想要带着袁文才离开。   然而，袁文才认为事情不会有那么严重。   2月24日，袁文才和王佐照常受到款待，特委甚至安排了戏班子为他们表演采茶戏《刘海砍樵》。   袁文才和王佐放松了警惕。   直到当天深夜，王佐与刁辉林一起同住，而袁文才则在尹家祠堂和李筱甫共处。   夜晚，特委书记朱昌偕带领数十名赤卫队员，冲进了尹家祠堂。   最先被制服的是袁文才的卫兵，紧接着，朱昌偕便直扑袁文才的房间。   一声枪响，他便倒地身亡。   紧随其后的是李筱甫。   王佐与刁辉林迅速逃离住所，匆忙跃上早已准备好的战马。   然而，他们来到城东时发现过河的浮桥已被拆除，只得在河中挣扎。   最终，二人被红五军第四纵队拦截，无法辨识口令，便被当场枪杀。   在这一晚，32团的多名骨干成员相继丧命。   袁文才、王佐等人无一幸免，而剩下的部队则被控制，数十人被缴械或处决。   袁文才和王佐的死，迅速在红军内部引起了波动。   许多原本对特委有信任的老部下无法理解此次屠戮，几位骨干成员如谢角铭、谢益谋等，联合他人向上级写信。   他们对特委的操作深感疑虑，然而，信件如石沉大海，无人回应。   当地的客籍民众也因这场内部屠戮而心生疑虑。   此时，国民党抓住时机，利用这一事件展开宣传，拉拢了不少失望的群众。   曾经心怀革命理想的袁文才旧部，开始转向了敌对阵营。   随着谢角铭等人联合王云隆等人走向反红的道路。   1930年到1931年，红军多次组织进攻，然而，由于当时的民众情绪已经发生改变，再加上地形复杂，战局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井冈山最终沦为敌人的控制区。   1965年，毛主席在井冈山追忆过往，称袁文才和王佐是“左倾路线的牺牲品”。   解放后，江西省政府为袁文才和王佐进行了平反，追认为烈士，并对他们的家属给予了照顾。   参考文献：[1]米恒.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农民思想政治工作研究[J].大学（思政教研）,2024(2):164-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