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农工商”这个分类最初源自《管子·小匡》，是著名政治家管仲提出的说法，也是一直以来被历代王侯将相们所认同的百姓基本分类。

以管仲提出这个说法时，并没有将“士农工商”分出高低上下，但在后世的多数历史时期，很显然，商人始终是被压抑的一个群体，在事实上也成为“士农工商”中地位最低的一个群体。

那么，为什么商人的地位始终不高呢？

“士农工商”四类人群的社会影响力有何不同呢？

“士”以读书人为骨干，以参与政治为标准。在古代，官场上从上至下，从官到吏都属于“士”阶层。

作为一个国家的管理者，从政策到执行，“士”阶层全程参与。

所以，“士”阶层的社会影响力是毫无疑问的第一位。

“民以食为天”，尽管从个体上看，农民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是弱势群体，但不妨碍作为一个整体的“农”阶层掌握了粮食这个最不可或缺的生存必需品。

所以，以农民为主的“农”阶层在任何时代都有着帝王也不可轻忽的巨大社会影响力。

在古代中国，所有的技术行业基本都属于百工，也就是“工”阶层。

百工的存在为当时的人提供了更好的物质生活，而且多数“工”阶层人士的培养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培养读书人一样，都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所以，社会的科技进步大多都有“工”阶层进行推动，“工”阶层也是社会分工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影响力自然也很大。

相比于以上三个阶层，商人的地位就显得有些尴尬了，这个群体不参与生产与制造，只是加快了商品流通，但在流通过程中并没有创造实际的价值。

而且以农耕时代的交通条件，很多时候商品的流通都是通过易物交换来完成的，百姓们完全可以通过相互交换来实现了一定的商品流通。

简言之，士农工三个阶层都是不可或缺也无法替代的，但商人这个群体，人数多点少点只是影响了商品流通的效率，却并非完全不可或缺。

这就使得商人阶层的社会影响力明显不如其他三者。

众所周知，在历史上，除了粮食一定程度上受国家操控外，盐和铁通常也都是官营项目。商人若是敢参与到盐铁买卖中，通常被抓到就是重刑。

如此一来，与民生高度相关的盐和铁两大产业基本为官营垄断，粮食产业也大多受官方节制，商人在民生产业上可以参与的力度非常有限，这就直接导致了商人的地位不可能非常高。

在传统文化的刻板印象中，“士”大多都秉持着儒家传统的形象，忠君爱国，道德楷模，士人几乎就是官方钦定的“正面形象”的代言人。

“农”和“工”基本都是靠劳作和技术赚钱的普通人，他们身上没有那么多道德的枷锁，但至少还保留着纯朴的本性。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这句诗之所以能引发共鸣，因为商人就是这样一个群体！

在古代中国，对道德是非常重视的，很多帝王都宣传“以孝治国”，民间对道德高尚的人也是高看一眼的。但是，商人这个群体大多都以逐利为目的，在主流观念中，人们一方面羡慕商人的富有，但另一方面又不屑商人的贪婪。

所以，商人在道德形象上是有明显缺失的，而国体的存在对道德观念有一定要求的，这也是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的一个原因。

无论从商人充当的社会角色的影响力，还是在道德观念上的要求，古代中国对商人这个群体都谈不上友好，也一直都在压抑着这个群体，所以，在古代中国，“商”阶层的整体地位处在“士农工商”的最后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