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卫立煌来到沈阳主持东北军政。他的老部下陈铁问他：“今天东北的形势像下围棋，长春已经是一片死棋，锦州有葫芦岛这个眼，但不可靠；沈阳是国军主力所在，为什么不在营口做个眼呢？” 卫立煌说：“等到沈阳周围的据点都搞光了就好办了。现在最苦的就是没有自己可靠的军队，本来以为张学良的旧部周福成和南京来的那些人有些不同，把他调进沈阳，结果周福成已经被陈诚拉去了。你看能不能把十四军调来？” 陈铁说：“十四军已离开我几年了，自从改为整编师以后，早就被陈诚、胡宗南瓜分了。” 卫立煌说：“你赶快去找两个人来当军长，由你另外新成立一个兵团，事情就好办了。现在我连剿总里的警卫团都控制不了，动一动都有危险。” 卫立煌认为与他有旧关系的，全部来者不拒，只要来找他的都予以安插，他还极力拉拢一些曾有过旧关系的将领，比如保举沈向奎为新八军军长，对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另眼相看，予以各方面的便利。卫立煌和这些将领谈话，总离不了这一句：“大家都是老朋友，我们共同努力！” 卫立煌对陈铁说：“我不愿当一个光杆司令，必须把各军各师直接抓起来，不然将不用命，各怀异志，事情就难办了。希望你代我多在这方面下点功夫！我在东北，只要有了实力，一切都有办法。” 相比前任陈诚，卫立煌注意团结地方耆老，希望得到东北地方势力的支持。卫立煌把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苏炳文、邹作华等东北军元老尊为上宾，经常宴请，征询他们的意见。但实际上这些上层人物没有群众基础，起的作用也不大。 卫立煌处理各方面人事关系，一改陈诚排除异己的作风和刚愎自用、目中无人的骄横态度。杜聿明和陈诚在东北的原班底，卫立煌都一律留用。 比如对参谋长赵家骧，卫立煌一直寄以很大信任，使其乐于为其效命。卫立煌很注意和各个重要将领的联络工作，他让幕僚汪德昭凭着留法同学的关系，去联系廖耀湘。廖耀湘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还到法国著名的圣西尔军官学校镀过金，学过一些使用新式武器的战略战术，经过远征军和接收东北作战，声名大振，成为在沈阳的一个实权派人物。 东北国民党军队中最精锐的兵力抓在廖耀湘手中，装甲车在廖耀湘控制下，有举足轻重之势。但是汪德昭奉卫立煌之命去联络，却白费了不少力气。 廖耀湘对蒋介石非常忠心，不但在大庭广众之间听见人说“委员长”或“总统”就立正，就是两个人在一起随便闲谈，一听到“委员长”或“总统”，也从沙发中猛然肃然起立，皮鞋跟咔嚓碰在一起，来一个立正。汪德昭看见这样死心塌地紧跟蒋介石的人是无法联络的，于是作罢。 廖耀湘却和陈铁关系不错，一来陈铁是黄埔同学老前辈，二来陈铁是卫立煌的亲信。廖耀湘常常请陈铁吃饭。 一次，廖耀湘对陈铁说：“我虽然指挥不少军队，但是自己的基本队伍第九兵团，只有两个军。至少要有三个军才好指挥。你向卫总司令说说，再给我一个军怎样？” 陈铁把廖耀湘的话报告卫立煌，说：“将来和廖耀湘共事的地方很多，如果你不给他一点好处，将来许多事情不好办。‘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这句古话你忘记了吗？” 卫立煌平时相信陈铁，只好打报告到南京，给廖耀湘兵团增加一个军，蒋介石当然立刻批准。 东北国民党军由于连吃败仗，各部队战斗及非战斗减员很多，对实力影响很大。卫立煌指示各部队就近在驻地附近设法补充齐全。驻沈阳及锦州部队曾在当地抓捕大批青壮年当兵。 卫立煌特别重视各部队的训练。卫立煌经常对左右讲：“共军每次战斗，射击准确，给我军造成很大的伤亡。听说他们很注重射击教育及手榴弹投掷。我们老一套的训练方法不改，就不能适应实战的需要。”卫立煌带兵多年，有实战经验，着重在战斗演习和射击教育方面的训练，规定各军师间互相观摩、取长补短，还不断亲自到各军视察，参观各种实战演习，主持沈阳各军师射击比赛。 卫立煌到沈阳后，即令工兵指挥官李贤负责构筑和加固沈阳、锦州等地城防工事，一律建成现代化钢筋水泥的工事，并规定阵地外围要挖2米宽、2米深的外壕，加设铁丝网。但由于缺乏钢筋、钢板、水泥等材料，加之从卫立煌以下，所有人都要从中捞一把。所以，工程进展很慢，而且按原计划打了很大的折扣，只是在要点构筑了一些独立的水泥碉堡。 粮食对卫立煌固守沈阳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东北国民党军补给困难，全靠空运。蒋介石发来指示：“各部队主食应尽量就地征购，并极力扩大占领区，抢购粮食，以减轻空运的负担。” 当时沈阳附近各县遭到严重的虫灾，收成不好。重价购粮，毫无效果。卫立煌决定各部队自行征购，并规定十分之二的提奖办法。但是灾年粮食欠收，民食尚感困难。 卫立煌不得不向关内乞援，由于局势紧张，每天几架运输机担任庞大部队的补给，杯水车薪，还要兼顾长春方面给养的转运。 卫立煌到了东北后，并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摸鱼“或者”混日子“，他花了很多气力去整顿东北的，他和蒋介石的主要矛盾是：蒋介石一直要求决战，而卫立煌则主张保存实力等待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