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1年，司马懿自知活不了多久了，想起曾被自己斩杀的曹家1000多口人，临死前，他给儿孙留下了两个无比英明的遗嘱：理好国政，司马家后人一律不准上坟！ 在魏明帝曹叡还在世时，大魏王朝的朝野上下几乎没有人能预料到司马懿会掌握如此大的权力。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这位魏明帝钦点的托孤重臣最终成为了魏国的实际掌控者。 景初三年（公元239年），魏明帝曹叡在临终前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必须为年仅八岁的太子曹芳安排好未来的路。在深思熟虑之后，他选择了曹爽和司马懿作为托孤大臣。 这并非一个随意的决定，曹爽作为曹操的后裔，有着显赫的家世，而司马懿则是当时朝廷中最具才干的重臣。魏明帝期望这两人能够相互制衡，共同辅佐年幼的曹芳。 为了确保司马懿能够尽心竭力地辅佐曹芳，曹叡甚至要求年幼的曹芳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司马懿。在众臣的见证下，年幼的曹芳被抱起来搂住司马懿的脖子，这个场景象征着托孤大臣与幼帝之间特殊的政治纽带。 然而权力的游戏远比想象中复杂，曹爽很快就开始谋划如何削弱司马懿的权力。他采用了一个巧妙的方式，任命司马懿为中尉，表面上是升官，实际上却剥夺了司马懿的军权。 面对这种明升暗降的局面，司马懿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他开始称病在家，不再过问朝政。这种＂生病＂的表现十分逼真，以至于连曹爽的心腹李胜都被骗过了。 在李胜探视时，他看到的是一个需要两个女仆搀扶着吃粥的病弱老人。司马懿不仅把粥洒了满身，更是连换衣服都显得气力不足。这场精心设计的表演成功地打消了曹爽的疑虑。 然而在这段＂卧病＂期间，司马懿并非真的无所作为。他暗中培养了八百名死士，为日后夺取大权做着周密的准备。这些死士都是精挑细选的勇士，他们隐藏在司马府中，等待着出击的时机。 正始十年正月，曹爽带领年幼的曹芳和一众亲信前往高平陵祭拜先帝。这个看似平常的祭祀活动，却成为了魏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 司马懿选择在这一天发动政变，他首先觐见了被软禁的郭太后，获得了她的支持。随后，他立即下令关闭洛阳城门，任命司徒高柔为将军，开始了这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行动。 司马懿打出的旗号是＂奉先帝遗诏，讨伐叛逆＂。他指控曹爽独揽大权，离间两宫，罪不容恕，宣布免去曹爽及其兄弟的官职和兵权。 这个时刻，身在高平陵的曹爽其实拥有相当大的优势。他不仅控制着皇帝，手中还掌握着大量的禁军，完全可以向许昌进发，与司马懿展开一场真正的较量。 然而，曹爽在接到司马懿的信件后，被信中承诺的优厚条件所迷惑。司马懿表示只要曹爽放下兵权，便可以保全性命，还能获得丰厚的养老资金。 这个决定成为了曹爽一生中最致命的错误。在返回洛阳后，等待他的并不是司马懿许诺的优待，而是一场灭族性的清洗行动。 司马懿的清洗行动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按照魏国的传统，就算是诛三族，也不会对已经出嫁的女眷下手。但这一次，司马懿连曹氏家族已经出嫁的姑姑、姐妹和女儿都未能幸免。 这场清洗造成了极其惨重的后果，据记载共有五千余人丧生。整个曹氏家族的人，无论男女老幼，几乎被斩尽杀绝。 这种超乎寻常的残酷行为，甚至连司马懿的同伴都无法接受。蒋济和陈泰之前曾以个人名誉担保曹爽的安全，当看到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两人都因为无法承受良心的谴责而死。 在肃清曹爽集团后，司马懿并未就此停手。公元251年，他又以同样的手段对付了支持曹彪的王陵。王陵及其家族同样未能逃脱灭族的命运。 这些血腥的政治清洗为司马懿铺平了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他开始全面掌控朝政，并安排自己的心腹孙礼和卢毓接替重要职位，为日后司马家族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在公元251年，73岁的司马懿在临终前留下了一份与众不同的遗嘱。这份遗嘱的内容与当时的贵族葬礼传统完全相反，体现出这位权臣对自己一生所作所为的深刻考量。 遗嘱中首先规定要在首阳山下葬，但不准修建坟冢，也不准种树标记。在当时的魏国，显贵人物的陵墓都极尽奢华，而司马懿却选择了如此低调的安葬方式。 遗嘱还特别强调要穿平常的衣服下葬，不准陪葬任何明器。这与当时贵族讲究厚葬，陪葬大量珍贵器物的习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更为特别的是，司马懿在遗嘱中明确禁止后人与其合葬。这一规定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家族合葬制度，体现出他对后世子孙安全的深切考虑。 在《宋书·礼志》中还记载了一条更加严格的规定，司马懿不允许子孙为他扫墓和祭拜。这个规定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祭祀祖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司马懿的长子司马昭严格遵守了父亲的遗嘱，从不前往父亲的墓地祭拜。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是极其罕见的，因为祭祖是维系家族关系的重要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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