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我的血汗钱！”江苏泰州的街头，48岁的外卖员刘进用汽油点燃了自己的身体。事后，人们才知道，他6000元的工资，竟被克扣得只剩1000元。 2021年1月11日，江苏泰州的街头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一个浑身燃烧着火焰的“火人”冲出了一家配送站，引来路人惊叫连连。 火焰扑灭后，人们才知道，这名48岁的外卖员刘进因为工资被克扣，用这种极端方式发出了最后的呐喊。 他挣扎着站起来，痛苦地说：“不去医院，我命都不要了，无所谓了，我要我的血汗钱！”周围人劝不动他，直到民警承诺调查，刘进才被送往医院。 事情曝光后，社会为之哗然：刘进，一个拼命工作的外卖员，为什么为了几千块钱做到这个地步？ 刘进，云南人，来泰州打工十几年。妻子身体不好，每月收入只有一千多元，两个女儿一个刚实习，一个上大学，家里月开销至少4000元。这些压力，全部压在了刘进一人身上。 他每天骑着电动车穿梭在泰州的大街小巷，从早忙到晚，月均送单量达到1200单以上。送外卖似乎是一个“多劳多得”的工作，但其实并不简单。每一单的距离、时间、用户评价，甚至天气，都影响着他的收入。 2020年，他因为一次送单车祸休息了半个月，家里就“断了粮”，靠借钱维持日子。这样的家庭，根本经不起任何变故。 2020年11月，刘进所属的配送站调整了薪资制度。之前每单固定6元，改成了“阶梯式”薪资：每月送单量600-800单，每单4.5元；800-900单，每单5.2元；900-1100单，每单5.5元……直到1400单以上，才是6.2元一单。 表面上是“激励多劳多得”，但对于送单量难以突破1200单的骑手来说，这实际上是变相降薪。骑手们的辛苦没有得到回报，反而更加难以养家糊口。 在刘进的配送站，11月的新规一出，当月就有五名骑手离职。刘进本想撑一段时间，但年底的开销太大，压力太重。他请了假，转去了两公里外的美团配送站。 2020年12月25日，是配送站发工资的日子。刘进满心以为，自己11月6000多元的工资总能到账。可当工资到手，他却惊呆了：账户里只有1000多元。扣了4720元？他不敢相信。 他去找站长理论，站长的态度冷漠。刘进试图通过沟通解决，但站长始终推脱，甚至声称是公司规定的“急辞罚款”。 可是，罚款也应该扣12月的工资，为什么要扣11月的？ 刘进又打电话联系公司老板，可老板要么不接，要么随便敷衍。讨薪的18天里，他一次次奔波于配送站、公司和家之间，带着希望而去，带着失望而归。 他是骑手中的“老实人”，勤恳、低调，从不跟人发生冲突。可这份“老实”却让站长认为他“好欺负”。 周围的骑手忙着送单，无暇顾及他的遭遇。刘进说不出心里的苦，只能对妻子感叹：“这个工钱太难要了。” 外卖行业，是互联网时代的新型行业。骑手们的工作看似自由，但实际上非常高压。他们每天穿梭在街头，抢单、赶时间、对抗恶劣天气，一单迟到就可能面临扣款和差评。 薪资制度的变化，进一步加剧了骑手们的生存压力。在“阶梯式”薪资下，多劳的人抢走单量，少劳的人失去机会。这种恶性竞争，让骑手们“内卷”到了极点。 骑手们最怕的，就是突然的意外。刘进车祸后休息半个月，家里瞬间陷入困境。对于像他这样的家庭，一旦收入中断，就意味着生活停滞。 更可怕的是，他们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骑手们多以“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的形式受雇，这让他们无法享受《劳动法》的保护。工资被克扣、意外发生时，他们的维权之路非常艰难。 1月11日，刘进向妹妹借了2000元，还清了之前因车祸借同事的钱。他说：“我欠别人的一定要还清。”随后，他带着一桶汽油走进了配送站。 他又一次找站长沟通，可这一次依旧无果。站长依然冷漠无情，没有任何松口的意思。绝望的刘进，决定用极端方式讨回尊严。 他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点燃了火焰。瞬间，大火吞噬了他的全身。他冲出配送站，路人惊呼：“灭火器！快灭火！”两名路人赶来，用灭火器扑灭了火焰。 火熄灭后，刘进趴在地上，大片皮肤被烧焦。他痛苦地呻吟，却执拗地重复：“不去医院，无所谓了，我要我的血汗钱。” 刘进的遭遇并非个例。外卖骑手作为“灵活就业”群体，他们的劳动权益保障远不如传统行业。 与农民工相比，骑手缺乏明确的劳动合同、社保和工伤保障。工资被克扣时，他们很难找到有效的维权渠道。刘进连续讨薪18天无果，只能选择这种极端方式，向社会发出最后的呐喊。 刘进被送往医院时，他的卡里只剩400元。经诊断，他全身80%烧伤，先后经历20多次清创手术，花费近百万元。饿了么平台介入处理，承诺支付部分医疗费用，社会也筹集了五十多万元善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