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国人自豪的，永远是中华民族那传承了五千年的深厚文化底蕴。自然，其中漫长而辉煌的中国文学史更是被无数文人提及并深研学习和传承。

我尤其对儒家思想十分感兴趣，它对中国社会、文化、政治和道德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大家每每提及中国文学史，都无法避开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

最近迷上了叶龙记录整理的钱穆大师讲义集《钱穆珍稀讲义·中国学术文化九讲》，开篇便是我感兴趣的话题《中国儒学与文化传统》。加上整理者叶龙在序中提及钱师讲学盛况：“每有钱师讲座，从校内外赶来的听讲者为数甚众，不及钱师到场，教室已被听讲者填满。”

我自是怀着期待的心情，翻页细细咀嚼书中的文字。原本以为会是满满的晦涩难懂的术语，但我错了，内容不仅通俗易懂，还配有接地气的解析，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揭晓藏于中国文化史背后的精髓，从多个角度阐释儒家演变历程，钱穆大师不愧是学术界的“一代宗师”。

提及儒家演变过程，钱穆大师将其划分为六个时期：

儒家思想在百家中崭露头角，并且笑到了最后，成为我国封建时期绝大多数王朝的正统思想，兴盛了两千年之久。

此时的儒学已然吸收了先秦多家学说，融会贯通成新的系统，并且经由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儒学大放异彩。

钱穆大师认为不应以魏晋政治形态，来武断认定该时期无文化学术。虽然此时佛学玄学盛行，但此时代的儒学特创有义疏之学，较两汉儒学还是有所演进，并对后代学者影响颇大。

比如该时代致力于经学的人很多，清代“一部《十三经注疏》，注之部分，魏晋南北朝所作之作已占其一半”。

除此之外，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仅仅是与《礼》相关的著作，就多达2186卷，更别说其他五经了。

所以在钱穆大师看来，魏晋南北朝人在四百年来，不仅仅没有沉迷于老庄玄学和佛学出世之说，还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的传承和延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而为接下来的隋唐之盛打下了基础。

唐代儒学之所以跟“扩大期”区分开，原因是这一时代的儒学与文学汇合了。纯文学独立价值的提出，归功于曹氏父子及建安诸子，于东汉末建安时代开始。

而到了唐代，自杜诗韩文起，文学貌似要灌入儒家思想，才算得上大文章。自此，经学、史学和文字，成为发挥儒家学说的工具。

北宋诸儒在综汇先秦至唐代的经史文，而成其儒学之一面，另外一面，则是新儒家的出现，即“理学”。文中涉及的代表人物繁多，我就不一一列举和解读（主要是，我也看懵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翻看。

钱穆大师虽然将该时期的取名与宋元明时期儒学相同，但论述的内容大有不同。

清儒经学有三大变：“最先由儒学而治经学，其后则离于儒学而经学别出，又其后则离于经学而考据别出。”而考据学中别出了一种训诂学，此即所谓“小学”。

如果大家真心想要对中国文化传统有一定认识的，我觉得钱穆大师这篇对于中国儒学演进史粗略划分成六个时期的讲演文章，值得一看。

在文章的最后，钱穆大师也留有一句话：“学者切不可有门户之见”，也就是说，关于儒学思想的学说流派众多，但没有所谓的以一尊之。

最后，钱穆大师把自己作为例子，他酷爱宋明理学，喜欢朱子，也喜欢阳明，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孔子之道，其学问都是不容小觑，值得学习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