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长春，张伟心急如焚地驾车送86岁的岳父赶去救治。岳父突然咳嗽不止，呼吸困难，情况危急。然而，在赶去救治的途中，张伟被交警拦下，经检测体内酒精含量为21mg/100ml，属于酒驾。交警随即对张伟进行了罚款2000元、吊销驾驶证的处罚。张伟对处罚表示不服，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属于紧急避险，于是将交警告上了法庭。

（来源：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事发当天晚上，张伟刚参加完一个朋友的聚会，席间因氛围热烈，他喝了几杯啤酒。

聚会结束后，他本打算打车回家，却在这时接到了妻子的紧急电话，告知岳父病情突然恶化，急需送往医院。

张伟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岳父年事已高，身体一直不好，这次病情恶化让他心急如焚。

没有片刻犹豫，张伟决定立刻驱车前往岳父家。一路上，他紧握着方向盘，心中默念着快点，再快点。

然而，就在他即将到达医院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交警设卡检查。张伟心中一紧，知道自己酒驾的事情可能暴露了。

经过检测，张伟体内的酒精含量确实超标，交警当场对他进行了处罚。

面对交警的严厉批评和处罚决定，张伟焦急地解释着自己酒驾的原因，但交警却表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酒驾都是违法的，必须接受处罚。

张伟心中充满了无奈和委屈，他觉得自己是在紧急情况下做出的选择，是为了挽救岳父的生命。

于是，他一纸诉状将交警告上了法庭，希望法院能够认定自己的行为属于紧急避险，从而免责。

法庭上，张伟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承认自己酒驾的事实，但强调自己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做出的选择。

张伟说：我当时看到岳父病情那么严重，心里非常着急，只想着尽快把他送到医院。我知道酒驾不对，但当时那种情况下，我真的没有其他选择。

然而，交警队却坚持认为张伟的行为并不构成紧急避险。他们指出，即使情况紧急，张伟也可以选择其他合法的方式送岳父去医院，比如打车或者拨打120急救电话。

而且，酒驾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

双方各执一词，法庭上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那么，以法律的角度该如何看呢？

张伟认为，自己在紧急情况下酒驾送岳父去医院，是出于保护岳父生命安全的考虑，属于紧急避险行为，应当免责。

而交警队则认为，张伟在面临紧急情况时，仍有其他合法且安全的选择，如拨打120或请未饮酒的亲友帮忙驾车，因此其行为不构成紧急避险，应当接受法律处罚。

要判断张伟的行为是否构成紧急避险，需要从紧急避险的构成要件出发进行分析。

根据《刑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紧急避险是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使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损害较小的另一方的合法权益，以保护较大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张伟确实面临岳父病情恶化的紧急情况，这是合法权益受到正在发生的危险，符合紧急避险的现实性要求。

岳父的病情恶化，需要立即送往医院救治，情况十分紧迫。然而，紧迫性不仅要求危险正在发生，还要求行为人没有其他合理且及时的避险选择。

在本案中，张伟虽然面临紧迫情况，但他仍有拨打120或请未饮酒的亲友帮忙驾车等合法且更为安全的避险选择。

紧急避险行为应以排除危险和侵害的可能为限度，不应当过分行使而变相成为加害行为。

张伟选择酒驾送岳父去医院，虽然可能出于善意，但客观上已经构成了对公共安全的潜在威胁，超过了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

紧急避险所损害的合法权益应当小于所保护的合法权益。

在本案中，张伟选择酒驾送岳父去医院，虽然可能保护了岳父的生命安全，但同时也对公共安全构成了威胁，所损害的法益与所保护的法益之间并不相称。

此外，从主观角度来看，张伟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明知酒驾的违法性和危害性。

他在紧急情况下选择酒驾，并非出于无知或误解，而是对违法后果的漠视和侥幸心理的体现。

法院在审理此案时，充分考虑了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以及紧急避险的法律定义和构成要件。

法院认为，张伟虽然面临紧急情况，但他并非“不得已”采取酒驾行为，且该行为已经超过了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

因此，张伟的行为不构成紧急避险，交警队对张伟的处罚并无不当。

一审法院采纳了交警队的观点，驳回了张伟的诉讼请求，维持了交警队对张伟的处罚决定。

张伟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过详细审理，再次确认了张伟的行为不构成紧急避险，驳回了张伟的上诉，维持了原判。

张伟虽然酒驾违法，但他的初衷是为了挽救岳父的生命，这种孝心值得肯定。然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不能成为违法的借口。

紧急避险虽然是一种法定免责事由，但其构成要件严格，不能随意滥用。张伟在面临紧急情况时，应当选择合法且安全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冒险酒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