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正在接受改造的溥仪听说中国要出兵援助朝鲜，突然找到看守，便将自己的棉衣撕开，从里面取出一样东西，“这是我从紫禁城带出来的，现在自愿上交国家。”看守拿过来一看，心里顿时一惊。 溥仪的一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面镜子，他三岁时便登基，六岁时退位，成为了中国封建帝制的最后一位象征。 1908年，慈禧太后临终前决定让溥仪继承皇位，这个年仅三岁的孩子被抱上了金碧辉煌的龙椅。 从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被紧紧绑在了清王朝的命运之上，清朝大厦已摇摇欲坠，溥仪的皇位只维持了短短三年，便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结束。 1912年，溥仪正式退位，成为名义上的“逊帝”，根据清室优待条件，他依然可以继续居住在紫禁城，并保留一定的礼遇。 这段时间的溥仪，虽然依旧生活在宫廷之中，但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象征，这种表面上的尊荣并未持续太久。 1924年，军阀冯玉祥发动政变，溥仪被逐出了紫禁城，连夜将行收拾起来李，急忙从他生活十多年的地方搬离了。 在这次变故中，他带走了包括乾隆御用田黄三链印在内的几件珍贵物品，这些物品不仅是溥仪对皇室生活的最后念想，更承载了他那未曾放下的皇权梦想。 这枚田黄三链印是乾隆皇帝亲自设计并使用的私人印章，由一整块罕见的田黄石雕成，印章共分三部分，刻有“乾隆宸翰”“乐天”和“惟精惟一”等字样。 作为清朝皇室的珍贵物件，它在乱世中辗转多年，却一直被溥仪贴身珍藏，对溥仪来说，这不仅是一件普通的文物，更是自己身份的象征。 离开紫禁城后，溥仪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先是在北京醇亲王府暂住，随后搬到了天津的“静园”。 在天津期间，溥仪抱着复辟的幻想，与遗老遗少和外国势力来往密切，他甚至曾试图依靠日本的力量实现自己的复辟计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开始扶植溥仪成立伪满洲国，抱着“恢复祖业”的梦想，溥仪选择了与日本人合作。 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他人生的又一次悲剧。 在伪满洲国，溥仪表面上是“康德皇帝”，但实际上却是日本人完全操控的傀儡。 他每天的所谓“执政”内容，不过是签署由日本人拟定的文件和参加各种形式化的活动。 他的权力被架空，他的生活也被严格监控，就连家庭事务也不得自主。 日本人甚至为溥仪的弟弟溥杰安排了一场政治联姻，让其娶了一位日本女子，以便进一步巩固日本对清室的控制。 在这种屈辱的日子里，溥仪始终将田黄三链印藏在身边，这枚印章仿佛是他唯一可以控制的东西，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 即便是在日本人的搜查下，他也没有交出这枚印章，而是将其缝进衣物内层，贴身携带。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伪满洲国随之崩溃，溥仪试图随日本人逃往日本，却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获，随后被押往苏联赤塔关押。 这段时间的溥仪完全失去了过去的傀儡皇帝地位，沦为了真正的囚犯，他在孤独和恐惧中度日，甚至多次试图通过向苏联表达忠诚，换取不被引渡回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最终决定将溥仪移交给中国。 1950年，溥仪被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这里，他接受了长达数年的思想改造。 从起初的抗拒和忐忑，到逐渐理解并接受改造政策，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过往，第一次认识到自己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是如何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伤害的。 这一年的10月，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正式打响，这一消息不仅让全国人民热血沸腾，也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引发了讨论。 溥仪得知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意识到，自己虽然身为战犯，但并非完全无能为力，他也可以为国家做出一些补偿。 经过反复思考，溥仪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找到管理所的看守，说自己有一件重要的东西要交给国家。 看守起初并不明白溥仪的意思，直到溥仪撕开自己的棉衣，从衣服的夹层里取出一枚印章，这枚印章正是他从紫禁城带出来的田黄三链印。 溥仪将印章递给看守，语气低沉而郑重地说道：“这是乾隆皇帝的御用印章，我愿意将它交给国家。” 看守接过印章，仔细端详，顿时惊叹不已，这枚印章质地温润，雕工精美，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更是清代历史的重要遗存。 这枚印章最终被送往北京，归入故宫博物院收藏，成为国家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而溥仪的这一举动，也让他的思想改造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多年后，他曾回忆道，这是他第一次真心实意地为国家做点事情，也是他赎罪的开始。 在随后的几年中，溥仪继续接受改造，并逐渐融入新中国的社会，他不仅学习劳动技能，还开始撰写自己的反思文章。 他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坦言，自己过去的生活是一种既荒唐又丑陋的存在，他希望通过真诚的忏悔，为自己的错误赎罪。 1959年，溥仪被特赦，成为新中国的一名普通公民，他搬到北京，与普通百姓一起生活，甚至办理了户籍登记。 他的住址从“紫禁城”变成了五妹家，他的文化程度被填写为了“私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