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新四军师长粟裕刚开完会，忽然，汪精卫的亲信派人送来了2包烟，粟裕看到烟盒，脸色大变，当即下令：指挥员留下，无线电静默，全部作战计划作废！ 1942年11月，江苏南坎，天寒风急，日军对苏中地区的扫荡愈发频繁，新四军苏中军区的处境异常严峻。 为商讨应对之策，粟裕召集各军区指挥员，召开了一次绝密的军事会议，南坎三面环水，是新四军的一个重要据点。 粟裕选择这里，一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二是敌人难以察觉，安全系数相对较高。 会议从深夜开始，参会的指挥员们脸上写满疲惫，但每个人的神情都格外严肃。 粟裕在地图前一边讲述战术，一边向各指挥员下达命令，会议开了整整一夜，直到黎明时分，才算告一段落。 大家商定，指挥员们各自返回部队，按计划展开行动。 就在这时，一名警卫员神色慌张地走了进来，手里捧着两包烟，声音略带急促：“师长，这两包烟是汪精卫的亲信派人送来的。” 粟裕闻言一怔，迅速接过烟盒，烟盒普通，却透着一丝不寻常。 他打开一看，顿时脸色骤变——烟盒中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清楚地写着：“日军已掌握南坎会议内容，正在归途中设伏，准备一举歼灭各军区指挥员。” 纸条上的字迹虽简单，但无疑像一颗炸弹，投向了刚刚平静的会场，粟裕眉头紧锁，心中迅速作出判断：敌人是如何得知会议的？军中必然存在内奸。 他的目光扫过指挥员们，语气果断而严肃：“指挥员留下，立刻执行无线电静默，原定的作战计划全部作废，重新部署。” 在场的人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没人敢违背命令，此时的粟裕没有解释太多，他深知，时间不等人。 即刻派出通信兵，骑马火速通知各军区指挥员，改变行进路线，务必避开日军埋伏。 这封纸条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施亚夫冒着生命危险送出的关键情报，施亚夫，潜伏在汪伪政权内部的一名中共特工，身份极其隐蔽。 早在1940年，施亚夫受组织派遣，打入汪精卫政权内部，为了取得汪精卫的信任，他虚张声势，宣称自己手下有8000人马，成立了所谓的“绥靖军第七师”。 实际上，当时施亚夫只有200多人，但他连夜编造花名册，用《百家姓》和人情账本拼凑出8000个名字，成功骗过了汪精卫派来的心腹严甸南。 严甸南原本要实地检阅施亚夫的部队，但施亚夫提前布下了一场“戏”，他安排手下制造枪声和爆炸声，谎称新四军攻城，将严甸南吓得脸色发白，匆匆离去。 最终，施亚夫被汪精卫任命为“绥靖军第七师师长”，并授予中将军衔。 进入汪伪政权后，施亚夫如鱼得水，甚至与汪精卫的儿子熟络，成为伪军中的重要一员，他表面风光，内心却时刻保持警惕。 他利用职务之便，暗中向新四军传递情报，屡次破坏日伪军的作战计划。 南坎会议的情报泄露后，施亚夫很快察觉到日军的阴谋，他得知日军计划伏击新四军指挥员的返回路线，内心一紧，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为了传递情报，他不得不选择最隐蔽的方式——将消息写在一张纸条上，藏进两包香烟里，由可靠的人送往粟裕手中。 日军的计划之所以如此周密，必然是内部存在叛徒，施亚夫曾经推测过，新四军内部的电报科可能出了问题。 早在一次情报行动中，他发现日军对新四军动向了如指掌，于是通过秘密渠道，将电报科叛徒的消息传递给粟裕。 最终，粟裕成功识破电报科科长的叛变，将其击毙，从而挽救了部队。 此次南坎会议后，粟裕当机立断，更改指挥员的返回路线，避免了日军的伏击。然而，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在返回途中却遇到了险境。 他的归途需要渡过一片湖泊，偏偏湖上大雾弥漫，方向难辨，管文蔚与队伍在湖上迷失了三天，幸亏新四军战士及时接应，才化险为夷。 据他回忆，湖泊距离日军伏击圈不过三十里，若非运气好，后果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日军发现计划落空，开始怀疑内部有人泄密，施亚夫的处境愈发危险。 1944年初，日军开始对汪伪政权的高级军官进行排查，并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施亚夫。 施亚夫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便与新四军叶飞将军商议，决定提前发动起义。 他原本计划在1月11日起义，但为了避开日军的搜捕，他将行动提前至1月5日。 1月4日晚，施亚夫参加了一场牌局，这是田铁夫等伪军高官安排的试探，他在牌桌上故意输光钱财，装作失落，借机让田铁夫安排轿车送他回去。 到了城门口，守军例行拦车检查，施亚夫命令司机说： “田师长有急事命令我出城，你们敢拦吗？”守军不敢多问，便放行了。施亚夫顺利带领部队撤离，与新四军接应部队汇合，成功发动了起义。 起义的成功在伪军中引起巨大震动，大量伪军士兵纷纷反正，仅一个月内，就有2000多人投奔新四军。 这支起义部队后来被编入苏中军区，为抗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粟裕对施亚夫的贡献高度评价，称他为“隐藏在敌人内部的无名英雄”，而那两包烟，看似普通，却拯救了新四军的指挥系统，避免了一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