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面对苦难？】

摘自唐小兵专题播客《回忆录里的20世纪中国》

回到我们讨论这本书的一个最核心的意义、价值：我们在面对一个至暗时刻、面对一个下沉时代的时候，我们对历史的阅读，意义何在？我们从历史上到底能够汲取什么？我们如何来面对苦难？

中国古人有句话，叫“国家不幸诗家幸”。比如像经过安史之乱以后，像杜甫的诗歌，那种沉郁顿挫，他写的“三吏”、“三别”，《石壕吏》等等，你经过了离乱之苦，你有个敏感的心，你有家国情怀，你的文章也好、诗歌也好、学问也好，就不一样了。

包括陈寅恪先生晚年写《柳如是别传》，写《论再生缘》， 那也是经过了家国之变之后，他作为书香门第出身的人，感受到中国文化在50年代以后摧枯拉朽，连根拔起，创深痛巨，所以写的文章就不一样。

所以我想讲的，就是苦难和人生的关系。首先我想声明，我绝对不赞美苦难，我不讴歌苦难。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知识分子绝对不要美化苦难，不要讴歌苦难。尤其当苦难是因为政策，不是比如说一个天灾突然而产生的，而是因为人祸产生的，我们更多的知识分子要强调，要从苦难中间去寻找、总结反思和其中我们所能利用的资源，而不是把苦难崇高化、美化、升华。

就像一些经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讲的“青春无悔”，比如像梁晓声这些作家——你无悔了，但是更多人人生完全被改变了。有些人可能返城成功了，通过高考成为作家；但大多数人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们是那些历史上失踪者、沉默者，付出巨大的人生代价，他们命运拐弯的地方，整个人生就完全下沉了，沉到底层去了，而他们本来是很好的家庭，也受过比较好的教育。

但另一方面，那你面对苦难的时候怎么办？你完全是沉默、完全是痛苦、完全被苦难压倒，这也是我们不应该选取的人生态度。我们怎么来面对苦难？何兆武先生也好，西南联大这一代人也好，他们给我们所呈现出来的是，你把苦难能够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对待它，把苦难转化成一种智慧，能够承受苦难，变成苦难里面能够让自己撑持、生长出来，能破苦难而出，能够长成更加丰厚的、更加沉淀的、更加坚韧的自己，同时又比较包容、多元的自己，我觉得也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很深的一个启示。整个这样一个苦难年代里面，其实很多人是靠一种内在的信念，靠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念（来面对）。

就像杨潇写《重走》一样的——也能够影响其他人——比如这个书发行10多万册，对很多人构成影响，构成一个支撑的作用。这就构成一个环环相扣、彼此互相呼应的，价值连接的作用、精神连接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而这个意义虽然看着很微小，面对一个时代喧嚣的巨浪，我们就从个体出发、从自我出发、从自我的心灵出发，其实可以抵达一个有意义的、可以落脚的、可以安顿自己的堤岸。

齐邦媛老师讲，她希望中国的读书人格局要更大一点，一生通过读书，内心能够找到一些依靠，能够有一种悲悯的、宽容的胸怀。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想通过这样关于《上学记》的讨论，通过《上学记》和《重走》构成历史连接——杨潇通过他《重走》，通过他这个书，通过他的行走，其实也在寻找安顿他自己的方式。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要通过自己的一个独特方式来寻找一个最终能够安顿自己，让自己能够安顿下来的方式，我觉得可能今天这个时代，无论内外环境如何变化，这都可能是要考验我们每个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