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上海刑场，一个被五花大绑的身影，嘴里念念有词，却不是求饶，而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要求：“我死有余辜，但是能不能别打我的头？” 他，就是曾经杀害李大钊的了明禅师，真名雷恒成。他究竟为何提出如此要求？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一个曾经杀人不眨眼的狠角色，手上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现在居然怕死到连脑袋都不想被打碎，这反差感，是不是绝了？ 想当年，雷恒成那可是京师警察厅的二把手，走路都带风的主儿，谁敢惹他？ 现在呢？阶下囚一个，五花大绑，等着吃枪子儿，这滋味，估计比他当年折磨那些革命者还要难受百倍吧？ 可不是嘛，雷恒成这双手上，沾了多少革命者的血？ 李大钊，还有其他无数为了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都惨死在他手上。 当年他审讯逼供的时候，那叫一个心狠手辣，各种酷刑，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 听说李大钊先生被捕的时候，身上带着一把小巧的勃朗宁手枪，本来是防身用的，结果成了雷恒成的“战利品”。 这手枪现在也成了控诉雷恒成罪行的铁证，你说讽刺不讽刺？ 雷恒成当年在法庭上，那叫一个威风，判人生死，就跟玩儿似的。 他可曾想过，风水轮流转，自己也有今天？ 他可能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 或许直到死亡真正降临的那一刻，他才意识到生命的宝贵，才开始后悔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 可惜啊晚了，正义的审判不会因为他的求饶而改变，历史也不会忘记他犯下的罪行。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对雷恒成来说，是解脱，也是惩罚。 他罪恶的一生终于画上了句号。 而对于那些被他残害的革命烈士来说，这枪声，也是一种慰藉，正义虽然迟到，但终究没有缺席。 话说回来，雷恒成在刑场上求“别打头”，这可不是简单的怕死。 脑袋可是人最重要的部位，古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被打碎脑袋，那可是大不敬，也意味着彻底的毁灭。 雷恒成或许是出于这种传统观念，才会有这样的请求。 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他害怕死后无法“完整”地去阴曹地府报到，或者害怕被打碎的脑袋会让他死状凄惨，曝尸荒野，受世人唾骂。 再换个角度想想，雷恒成作恶多端，内心深处肯定也害怕报应。 他或许觉得，保住脑袋，就能保住一丝灵魂，就能少受一些折磨。 这也可以理解为他内心深处对未知的恐惧，以及对曾经犯下罪孽的潜意识忏悔。 当然，也有人说，雷恒成就是单纯的怕死，想给自己留个“全尸”。 毕竟他曾经风光无限，现在却要以如此狼狈的方式死去，心里肯定不甘心。 他或许觉得，保住脑袋，至少还能保留最后一点尊严。 不管怎么说，雷恒成这个请求，都暴露出他内心的脆弱和恐惧。 他曾经的嚣张跋扈，在死亡面前荡然无存。 他或许后悔了，或许害怕了，但一切都太晚了。 正义的子弹不会因为他的请求而改变方向，历史也不会忘记他犯下的罪行。 他的名字，将永远与“刽子手”联系在一起，成为后世警醒的反面教材。 雷恒成活着的时候人送外号“雷锤子”，可见其心狠手辣的程度。 作为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他积极参与抓捕革命人士，对他们施以酷刑，甚至亲手执行死刑。 1949年，新中国成立，雷恒成深知自己罪孽深重，于是改名换姓，化身“了明禅师”，逃到上海，靠算命为生。 他以为这样就能躲避追捕，重新开始生活。 他试图用“了明禅师”的身份掩盖“雷锤子”的罪恶，但这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 如果不是那封举报信，雷恒成或许还能继续伪装下去。 信中不仅指出了雷恒成的真实身份和藏匿地点，还提到了他标志性的金表和金牙。 这封信，如同黑夜中的一盏明灯，为公安人员指明了方向。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封信，雷恒成是否会逍遥法外？正义是否会迟到？ 接到举报信后，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侦查员鲁全发等人开始了追捕行动。 他们走街串巷，四处打探，最终锁定了雷恒成的藏身之处。 为了不打草惊蛇，鲁全发乔装打扮成顾客，上门算命，并巧妙地验证了雷恒成身上的金表和金牙。 确认身份后，公安人员迅速出击，将雷恒成抓捕归案。 在铁证面前，雷恒成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他曾经的嚣张气焰早已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有悔恨和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