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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局一个碗,装备人才全靠抢”,这是今人对明太祖朱元璋,一种偏向调侃的赞美。  

“开局一个碗,装备人才全靠抢”,这是今人对明太祖朱元璋,一种偏向调侃的赞美。   朱元璋出身寒微,当过“童工”放过牛;当过乞丐讨过饭;做过和尚撞过钟。这平平无奇,又略带一丝悲凉的履历,看得人直皱眉头。   那么,从低三下四到九五至尊,朱元璋是怎么做到的呢?   除了有徐达、常遇春、李善长、刘伯温等一众文臣武将的帮助外,少不得朱元璋自己对“君师”之道的重视。在明初,朱元璋通过“君师合一”,创造出这种全新的皇权形态。   那么在传统社会中,君,即君王,总览一切天下大事,其角色一目了然。   那么“师”呢?封建社会中的“师”,又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君、师关系为何在明太祖眼中如此重要?他又是通过怎样的雷霆手段做到“君、师一把抓”的?   在传统社会中,所谓“师”,一直被视作知“道”者。   其实在远古时代的观念和传说中,最具智慧的并非老师,而是君主。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君主就是老师——   神农尝百草,黄帝造车,周公旦制周礼等。在这个时期,君承担了师的大部分职能,以是师的作用微乎其微。至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期,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简单来说,私塾的开办,打破了统治者对知识,也就是“道”的垄断,孔、孟这样虽无权势却满腹经纶之士,也拥有了道。   于是,在这个时期,师的角色逐渐脱离了君,独立出来。   汉代以后,天下归于一统,儒学被打造成官方正统学说。从汉以后,“师”沦为皇权的附庸,其含义近乎与“臣”趋同了。   朱元璋为了牢牢把持住话语权,控制“师”为统治阶级、为皇家服务,把控朝野舆论和思想,拼命追求“君师合一”。那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是怎么做的?   自1368年建国以来,朱元璋就十分重视礼制的申明和重建。作为一个半文盲,朱元璋通过自学儒家经典的方式,学到了很多治国安邦的道理。   他采用了各种方法来整顿社会秩序,为“君师合一”添砖加瓦。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南雍建筑与他的特殊关系。   所谓南雍建筑,就是大明的太学。   有明一朝,有帝十六,奇葩辈出。相比于热爱修仙、钟情木工的晚辈来说,朱元璋关心建筑这件事,其实也平平无奇。   但是亲自设计太学的构建布局,也真是古往今来的头一位,于是,这个太学,在洪武一朝成了明太祖朱元璋的试炼场。   在他的主导下,代表皇权对自由思想的血腥镇压和代表“师”的神圣教化,诡异地融合在了一起。洪武年间,太学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学生暴动,均被迅速镇压,这种“神圣教化和抑制自由”的结合,最终造就了朱元璋“君师合一”的成功。   当然,“肇建南雍”并非朱元璋大力推行“君师权力”的全部表现。   “乡饮酒礼”这一周代的宴饮习俗再度于洪武年间流行起来,就是朱元璋企图将整个社会,从生活习惯到婚丧嫁娶的习俗,全部通过“礼仪教化”纳入皇权这张大网的精彩操作。   另外明清时期频频爆发的文字狱现象,实际上就是“君师合一”在文教领域的具体体现。   自朱元璋开始,直到1912年封建王朝的终结,明清王朝皇权的实质就是君师权力,这是其与宋元皇权相比最大的发展与区别。   本质上来说,这种抑制思想自由的行为,是为了一己私欲开倒车,十分不可取。   作为历史爱好者,我们尽可以惊叹于洪武大帝跌宕起伏的一生;满可以佩服他在对元作战上的经韬纬略;惊叹于他于鄱阳湖大战陈友谅,在苏沪之地剿灭陈友谅而问鼎中原的枭雄之姿···   但我们更要拎得清,他始终是一个思想受时代限制的封建君王,他在“君师合一”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实在不值得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