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犯罪坐牢三年及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比比皆是。但当我们去翻看史料时会发现，在古时的刑罚体系里，很少有坐牢超过两年的。为何古时罪犯坐牢的刑期如此之短呢？   这种不合常理的现象，既与我们平常对封建王朝在司法上“严刑峻罚”的印象大为不同。   作为一种强制约束人们行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刑罚在警示、威慑和约束犯罪时产生，对整个社会的令行禁止对社会风气产生种种影响的同时，社会观念又会赋予刑罚特征。   而这种特征，往往是与文化核心要素相统一的，在中国古代刑罚的身上，则表现为对“和谐”的追求。   这些特征的具体表现为：   第一点是“德主刑辅”思想的流行。这种思想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周就已经萌芽，历经了几百年的成长，最终在汉朝时被官方正式接受。   在这个观念的影响下，刑罚的功能中，惩戒部分逐渐被削弱，“教化”部分逐渐增强，并成为处罚罪犯的最终目的。   因此，刑期不长，并非严重犯罪者处罚较轻，而是中国古代刑罚较轻。   二是儒法合流，给刑罚的形式，特征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纵观中国古代，法家和儒家称作对社会形态、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两个思想流派。这种影响，直接体现在刑罚上。   儒家重仁义，重教育，推崇所谓“道义报应”；相较于远古时代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结果论”盛行，汉后受儒学思想影响，在刑罚上发生了改变。   人们开始推崇“明德慎刑”，即不轻易。草率用刑，只有在严重违背“礼制”的情况下才对罪犯进行刑罚，这一点，大大减小了司法机关在仲裁时动辄几十年的刑期。   与儒家不同，法家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韩非等人就提出了“以法治国”，他们主张“刑莫若重”。   他们认为，在刑罚时“重其重者，轻其轻者，”则无法达到警示、预防的效果。而是要“轻罪重罚”，则重罪无有敢犯者。   于是，统治阶级制衡、综合这两种思想，一种相对来说折中的刑法模式就此诞生——以教化、训导为主，也有一定程度的刑罚，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时提到的“刑罚不过两年”的现象。   当然，这种刑期偏短情况的出现，思想上的原因是其根本，却不是唯一。   我们粗略地翻阅史书，会发现从汉代开始，“大赦天下”这四个字在史书上出现的频率并不低。   皇帝们“大赦天下”的名目，可谓是花样繁多。皇家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什么太后寿辰、册立太子，都会颁布大赦天下的诏书。   不仅如此，对“君权神授”深信不疑的他们，国内一旦发生什么大规模的天灾，也会自作多情地归咎于自己，拼命地赦免犯人。   尤其是唐宋时期，有时候一年就会颁布两次“大赦”的诏令。   皇帝的这种行为，拉低了整个国家罪犯在牢狱中的服刑时间。   还有流放之风的盛行，对于犯下大罪却罪不至死的犯人，司法机关通常都是“徙三千里”了事，这部分罪犯服苦役的时间，自然是不算在坐牢中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流放大规模取代蹲大牢的判决模式背后，是中国古代生产力低下的直接体现。   古时候，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统治阶层推崇的社会主流，因此“人”也就成了生产力的一个最基本单位。   如果将大量罪犯关在牢里，不仅要供给罪犯的吃喝，还要平白无故地浪费许多宝贵的劳动力。   与其让这些犯人在牢里“混吃等死”，不如将他们打发到偏远地区，或戍边、或做苦工，最大限度压榨这些罪犯的生产价值。   总得来说，古代中国的司法体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下，有“闭门造车”之嫌。这种强调一般预防，追求正义的体系在总的方向上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从始至终，中国古代刑法都没有摆脱“人制”的色彩。   直到新中国成立，依法治国理念提出，中国人民才生活在一个司法相对公平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