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新中国政府还是之前的国民党政府，都强调西藏是中国的领土。1949年9月——新中国正式成立前不久，中共领导人就已经将“解放西藏”列入解放军的优先任务之列。在当时，解放军的优先任务包括以和平或武力手段“解放西藏”、“解放台湾岛”、“解放海南岛”以及“解放澎湖列岛”。 鉴于西藏地区当局不愿意主动放弃其统治权，1949年12月，新中国领导人下令，解放军准备进入西藏昌都地区，以此对西藏地区当局施压，推动后者参加和平谈判。 面对“解放军即将进藏”的压力，西藏地区当局同意与中央政府协商。 1950年3月7日，一支西藏地区当局代表团抵达印度噶伦堡，并在当地与新中国代表进行“对话”。当时相关协商工作不断被推后，因为参与谈判的新中国代表、西藏地区当局代表、印度代表以及英国代表对会谈的地点有分歧：西藏地区当局希望谈判在新加坡或中国香港地区举行，英国方面希望会谈在印度举行，而印度方面以及新中国均希望协商工作在北京进行——事实上，当时印度和英国政府更希望“西藏地区当局不与新中国进行任何谈判”。 1950年5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号召西藏地区政府和人民接受西藏和平解放的方案，并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当局既不能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也不可能指望从英国或美国那里得到外援。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当局必须派出代表去北京进行和谈，这样会避免西藏人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1950年9月16日，西藏地区当局代表团与新中国驻印度大使在印度德里进行了会晤。当时新中国驻印度大使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还表示，“西藏和平解放意味着解放军将全面接管西藏地区的防务，当地经贸与涉外接触也都由新中国相关机构统一管理。”，“如果西藏当局代表拒绝接受和平解放，就会遭遇战争。” 西藏当局代表则坚称：“西藏地区将维持现有的状态，但我们愿意让新中国当西藏地区的‘亲密保护人’兼‘赞助者’。此外，‘解放军没有必要进入西藏’，因为当地没有英国人、美国人以及蒋介石的手下。如果西藏地区遭受印度入侵，那么西藏地区当局会向解放军求助。”由于分歧较大，双方谈判进展得并不顺利。 鉴于持续数月的谈判因双方分歧较大而无法取得突破，西藏地区当局开始秘密寻求外部军事与政治援助，以做长期对抗解放军的准备，而新中国高层也意识到形势严峻。 10月5日，解放军越过金沙江，进入西藏东部地区，向昌都进军——解放军此举并非为了对西藏地区当局实施全面攻击，而是想通过一次军事行动“敲打”后者，以推动后者尽快派遣代表团赴北京谈判。 我军将领曾对“藏军”的战斗力进行过预估——解放军曾以两个连同敌人一个代本打了一仗，以一个排冲垮敌人一个代本，因而解放军战斗力要超过‘藏军’。 渡过金沙江后，解放军西南军区部队向昌都地区的“藏军”阵地发动大举进攻。解放军兵分四路，形成钳形攻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藏军”进行包抄，准备切断“藏军”南部和中部两个方向的退路。 直到10月12日早晨，总部位于拉萨的西藏地区当局才得知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的消息。为了避免西藏境内的恐慌和动乱，西藏地区当局决定封锁消息。 在昌都，随着解放军相继攻克岗拖渡口、让松多和芒康等地，败退的“藏军”官兵接连不断带回战败的消息。 面对这种形势，昌都的官员们再度恳求地方领导人与拉萨方面联系交涉，请求恩准他们逃往洛隆宗。 与此同时，解放军154团和青海骑兵支队实施外线远距离大迂回，在高原上纵横跨西康、青海、西藏三个省区，穿过横断山脉，两渡金沙江和澜沧江，在甲藏卡和类乌齐等地击溃“藏军”。由于解放军连续行进，许多战马死亡，不少骑兵变成步兵。他们终于在既定时间内到达昌都以西称为“五路口”的恩达，完成了大迂回包围，并准备好从西往东堵击由昌都撤出的“藏军”。 为了不给“藏军”喘息机会，解放军各部队忍受着空气稀薄、饥寒、劳累等痛苦，日夜兼程，连续作战，连战皆捷。至10月16日，解放军的两支部队，一支从芒康，另一支从江达向前推进，如人无人之境。这时昌都地区各“藏军”部队无力抵抗，准备弃城西撤。 至1950年10月19日，解放军全面控制昌都地区，俘虏了“藏军”300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被俘的“藏军”士兵受到了良好待遇，他们每人领到一块“大洋”然后解甲归田。此役，5700人规模的“藏军”主力被彻底击溃，随后解放军长驱直入，没有遭到任何抵抗。10月22日，解放军攻占了洛隆宗：10月27日，攻占硕般多；10月31日，解放军攻克了边坝宗。 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一片混乱。1951年4月，西藏地方噶厦政府派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到北京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之后，解放军在西藏人民支持下，顺利进驻拉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