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严打，那批被遣送到大西北的重刑犯，最后都变成什么样了？ 这些个犯人之前在大城市里，个个都活的很风光，呼朋唤友吃香的喝辣的。 一眨眼工夫，就给扔到了这鸟不拉屎的戈壁滩上。 这心理落差，放谁身上谁能受得了？ 就说这青海的诺木洪农场，名字听着挺文艺，实际上就是一片荒漠，周围几百里除了黄沙就是雪山。 冬天冷得跟冰窖似的，恨不得把人冻成冰棍，夏天太阳毒辣辣的。 以前那些在大城市里称王称霸的“大哥”、“大姐”们，到了这儿一个个都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 改造可不是闹着玩的，每天天还没亮就得爬起来出操。 跑完步浑身冒着热气接着就得开始干活，种菜、做木工、养牲畜，啥活都得干。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腿都直不起来，那滋味真不好受。 有些人刚来的时候，还挺不服气，觉得自己以前多牛，凭什么在这儿受罪？ 于是就闹事甚至还有自杀的，狱警们该送医院的送医院，该教育的教育，软硬兼施绝不惯着。 毕竟改造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重新做人，而不是让他们在这儿送命。 有些人一开始也挺绝望的，觉得这辈子算是完了，干脆破罐子破摔。 但后来看着狱警们苦口婆心地教育，不厌其烦地关心，心里也慢慢地起了变化，开始反思自己以前做的那些糊涂事，有了改过自新的念头。 一个叫小强（化名）的男人，因为打架斗殴被判了重刑。 刚来的时候整天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后来他参加了监狱组织的机械修理培训班，跟着师傅学修车。 他还真有这方面的天赋，学得特别快，没多久就成了班里的技术骨干。 修车的时候他特别专注，出狱后他凭着这门手艺，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成了远近闻名的修车师傅。 除了劳动改造，监狱还组织一些文化活动，比如放电影、唱歌、跳舞什么的。 这些活动能丰富犯人们的生活，还能让他们放松心情，缓解压力。 当然改造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些人适应不了这艰苦的环境，或者抵触改造，最终也没能改过自新。 但总的来说，大多数人还是通过劳动改造，重新认识了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这些人被送到荒凉的地方，其实和那个时代是有很大关系的。 80年代初那会儿，因为改革开放老百姓兜里也渐渐鼓起来了。 可这世道吧就像个跷跷板，这边起来了那边就得下去，经济是上去了可社会治安也乱套了。 那会儿街上不像现在这么太平，小偷小摸的就不说了，更可怕的是那些亡命之徒。就说“二王”吧，那可是当时没人不知道的悍匪，一路从东北杀到云南，抢劫杀人无恶不作，吓得老百姓都不敢出门。 还有唐山的“菜刀队”，那更是嚣张，成群结队拿着菜刀在大街上晃悠拦路抢劫，连邓公的车队都敢拦。 这样的事儿一多，老百姓整天提心吊胆的，晚上睡觉都得把门栓插好几遍。 社会乱成这样，国家肯定不能坐视不管。 于是1983年，就展开了“严打”行动。 “严打”来得就像龙卷风，一夜之间大街小巷都贴满了通缉令。 警笛声整天响个不停，好多以前耀武扬威的混混，都成了过街老鼠，东躲西藏。 抓的人实在太多了，监狱都装不下了，那该怎么办？ 有人就出了个主意，把这些重刑犯送到大西北去，当时情况紧急，也没那么多时间慢慢研究，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只能出此下策了。 送去大西北的这些人成分很复杂了，有杀人放火的江洋大盗，也有因为一时冲动犯下错误的年轻人，还有有惯偷惯犯。 他们说着不同的方言，但都被一列火车送到了那片土地上。 不管以前的生活有多奢靡，犯了法就得接受惩罚。 对他们来说，大西北的戈壁滩就是他们的新“家”，改造就是他们新的“生活”。 改造了几年，终于可以重回社会了，可这才是真正考验的开始。 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去了其他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 背着“劳改犯”的标签找工作比登天还难。 有人四处碰壁，心灰意冷又走上了老路，也有人咬牙坚持，像小强那样靠着在监狱里学到的手艺自食其力，向所有人证明他们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混社会的人了。 刑满释放并不意味着一切就结束了，他们要面对的，还有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 有人被家人嫌弃，有人被邻居排斥，那种被孤立的感觉，比在监狱里更难受。 但也有幸运的，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政策，帮助他们就业、创业。 有个叫老李的在监狱里学会了理发，出狱后政府帮他申请了小额贷款，开了一家理发店，生意不错，他还成了社区的热心人。 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直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这些知道错了的人，找到了正路，也能在出狱之后过上好日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