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一个清晨，白庄村笼罩在春日的薄雾中。拾粪的张有三刚要直起腰，却看见村口出现了几十个荷枪实弹的日伪军。他的心猛地揪紧了——昨晚，抗日县长郭鲁还在村长白九福家中住宿。此时的白九福正在院子里忙活，看着突然闯入的日伪军，他的眼神却异常平静。更令人意外的是，当日军指着正在院中干活的郭县长盘问时，这位＂汉奸村长＂竟然当着敌人的面，毫不客气地呵斥道：＂还不去耙地？＂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一个看似普通的早晨，一场惊心动魄的智慧较量就此展开。这位表面上谄媚敌人的村长，究竟在打着什么主意？抗日县长又是如何在重重包围中化险为夷的？
一、白九福的双面人生
1939年秋，日军在冀中平原大肆扫荡。白庄村地处枣强县西部，是日军从衡水到景县必经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村落。这个时期，日军为了加强对农村的控制，在各村设立了伪村长职位。
白九福出身白庄村的地主家庭，家中有五十余亩良田。在日军占领初期，他主动请缨担任伪村长一职。每当日伪军来到白庄村，白九福总是笑脸相迎，备办酒席。他还经常给日军送粮、送鸡蛋，逢年过节必定献上厚礼。日伪军对这个＂识相＂的村长十分满意，经常在他家中歇脚、饮茶。
然而，在这副谄媚的面具之下，白九福却在进行着另一番事业。他家的后院，在一个看似普通的粮仓下方，挖有一个地下密室。这里不仅存放着地下党的文件，还经常接待过往的抗日人员。
1939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白九福借着给日军送年货的机会，从敌人的办公室里偷出了一份军事部署图。这份图纸记录了日军在冀中地区的驻军分布情况。他将图纸藏在一捆草料中，让长工送到了地下党联络点。
白九福还在自家的茶楼里安排了几个可靠的伙计。这些人看似是普通的跑堂，实则担负着搜集情报的重任。每当日伪军在茶楼歇息时的只言片语，都会被他们记在心里，传递给地下党。
为了掩护这些秘密活动，白九福在明面上做得更加＂积极＂。他主动向日军汇报村里的情况，但总是报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有时他还会故意夸大其词，说自己如何严格盘查可疑人员，如何积极为皇军效力。
1940年初，白九福更是在自家后院的柴房里开辟了一个秘密印刷点。这里不定期印制《抗日快报》，由地下党员装扮成收粪工、挑担子的农民分发到附近村庄。而在明面上，这间柴房却时常堆满了准备献给日军的＂年货＂。
就这样，白九福以一个＂积极分子＂的形象，在敌占区开展着惊心动魄的地下工作。他白天在村里走家串户，为日伪军收集粮食；入夜后却悄悄接待地下党员，传递情报。这种双面生活，不仅需要过人的胆识，更需要极强的智慧与沉稳。
二、郭鲁到访前的铺垫
1940年初，冀中平原的抗日形势日趋严峻。日军在衡水、景县一带加强了军事管制，频繁进行＂清剿＂行动。为应对这一局面，枣强县抗日民主政府决定建立更为严密的地下情报网络。
郭鲁作为枣强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统战部部长，负责协调各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工作。他通过一个由农民、商贩、脚夫组成的秘密交通网，将分散在各村的地下党员联系起来。这个网络以白庄村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覆盖了方圆三十里的区域。
在这个网络中，白九福扮演着关键角色。他利用伪村长的身份，在自家开设了一间杂货铺。这间铺子成为了地下党传递信息的重要据点。来往的商贩中，有不少是地下党的交通员。他们把情报藏在货物中，趁着做生意的机会传递出去。
为了确保联络的安全，白九福还制定了一套暗号系统。当有重要情报需要传递时，他会在自家院子里晾晒特定的衣物。白色衣物代表安全，红色衣物代表有日军巡查，黑色衣物则意味着情况危急。村里的地下党员通过观察这些＂晾晒＂的衣物，便能判断当天是否适合活动。
1940年3月中旬，日军在白庄村附近加强了盘查。一支伪军小队更是每天都要来村里转上几圈。这时，郭鲁接到情报，得知日军正在策划一次大规模的搜捕行动。为了掌握更详细的情况，他决定亲自到白庄村了解情况。
为了接应郭鲁的到访，白九福提前做了周密安排。他先是举办了一场酒席，邀请驻扎在附近的伪军头目参加。席间，他故意多敬了几杯酒，套出了不少日军的部署信息。同时，他还安排几个可靠的长工在村口、村尾设立了暗哨，负责监视日伪军的动向。
在郭鲁到访的前一天，白九福特意到日军据点送了一批＂孝敬品＂，借机打探敌情。他还装作与日军套近乎，主动汇报说最近村里很太平，没有任何可疑人员活动。这一番表现，不仅降低了日军的警惕，还为郭鲁的秘密到访创造了有利条件。
就这样，在白九福的精心布置下，各项准备工作都已就绪。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一早，日伪军突然包围了白庄村，使得这场本该顺利的秘密会面，变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周旋。
三、危机降临时刻
1940年3月25日清晨，一支由三十余名日军和五十余名伪军组成的搜查队突然出现在白庄村口。这支队伍的出现，打破了村庄清晨的宁静。原来，就在前一天夜里，日军通过特务获得了一条重要情报：抗日县长郭鲁将在白庄村一带活动。
拾粪的张有三第一个发现了日伪军的踪迹。他放下粪篓，装作系鞋带的样子，仔细观察了敌人的人数和武器配备。日军除了步枪外，还携带了两挺轻机枪。这支队伍显然是有备而来，不同于往常的例行检查。
张有三立即启动了村里预先设计好的预警系统。他走到村头李老太太家门前，装作打招呼，用暗语告知情况。李老太太随即让孙子去村西头放鸭子，这个动作就是示警信号。很快，村里几个负责放哨的村民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将日伪军来袭的消息传递开来。
白九福刚在院子里忙活完，就听到了院外传来的脚步声。他迅速观察到，日军分成三路包围了自己的院子。领头的是一个日军中尉，此人之前来过白家几次，对白九福的＂忠诚＂颇为信任。在日军身后，还站着几个白九福熟识的伪军。
此时的郭鲁正在白家后院劈柴。白九福没有丝毫慌乱，而是继续手中的农活。日军中尉带人闯入院内时，白九福正在翻晒粮食。他主动迎上去，用流利的日语向日军问好，同时大声呵斥院子里的＂长工＂们继续干活。
这时，一个伪军小队长突然指着在劈柴的郭鲁，说这人面生，要严加盘查。白九福立即板起脸，用命令的口吻喝道：＂还不去耙地？磨蹭什么！＂这一声断喝不仅打断了伪军的怀疑，也给了郭鲁一个重要的暗示。
日军开始在院内搜查。他们掀翻粮仓，打开柜子，检查每个角落。白九福则不慌不忙地向日军中尉介绍自家最近的＂功劳＂：昨天刚向据点送去了二十斤上等大米，前天还帮助抓获了一个形迹可疑的外乡人。
就在日军搜查的间隙，几个村民带着各自的农具，陆续从白家院门口经过。他们看似只是普通的晨耕农民，实际上都是地下党安排的接应人员。这些人的走动，不仅打消了日军的疑虑，还为即将展开的周密计划做好了准备。
日伪军的突然搜查，使得白家院内充满了危机。但在白九福沉着应对和村民们的配合下，这个看似平常的早晨正悄悄酝酿着一场惊险的周旋。
四、智取脱险
在日军搜查越来越紧的情况下，白九福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他主动向日军中尉建议，说自己可以带队去检查村里的每家每户。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日军的赞许。于是，白九福带着一队日伪军，从村东头开始挨家挨户地搜查。
这看似是配合日军行动，实际上却是白九福精心设计的脱险计划的第一步。当搜查队离开白家院子后，留在院内的日伪军也随之减少。与此同时，村里的几个地下党员按照预定计划，开始了各自的行动。
王老五赶着一群鸭子经过白家院门口，这些鸭子受惊后四处乱窜，造成了一片混乱。几个伪军不得不帮着抓鸭子，注意力被分散。李大婶带着几个妇女，挑着粪桶沿村路走过，她们大声说笑，不时还要向伪军打听村头的粪价，这进一步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
趁此机会，郭鲁装作去取农具，悄悄来到了村西头的杨树林。这片林子连接着一条干涸的河沟，是村里人平时放牧的地方。此时，几个放羊的孩子正在林子里玩耍，他们实际上是地下党安排的放哨人员。
就在这时，白九福带领的搜查队已经搜到了村子的北头。他故意放慢搜查速度，详细检查每家每户，甚至连鸡窝狗舍都不放过。这种做派不仅显示出他的＂尽职尽责＂，更为郭鲁争取了宝贵的转移时间。
白九福还特意带队去了趟村北的祠堂。他向日军介绍说，这里经常有外乡人来上香，需要仔细检查。在祠堂耽搁的这段时间，郭鲁已经通过预先布置的地下交通员，成功转移到了五里外的刘家庄。
到了中午时分，搜查仍在继续。白九福提议要摆酒席感谢日军对村里的＂关照＂。几个伪军军官受邀入席，席间，白九福频频敬酒，称赞日军的威武。这顿酒席不仅麻痹了敌人，还成功掩护了地下党员们的撤离行动。
下午，当搜查结束时，日伪军不仅一无所获，反而对白九福的＂忠诚＂更加信任。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村里少了几个平日干活的长工。而这些＂长工＂，正是趁着搜查的混乱，通过各种方式离开了白庄村。
这场持续了整整一天的周旋，以日伪军的无功而返告终。当天傍晚，日军向上级汇报说，关于郭鲁的情报可能有误，在白庄村一带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人员的踪迹。而此时的郭鲁，已经安全抵达了十里外的地下党联络点。
五、事件后续影响
这次周旋事件过后，白庄村的地下工作出现了新的转机。日军对白九福的信任度大大提升，这为地下党的活动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从1940年4月开始，白家杂货铺成为了冀中平原地区重要的地下情报交换站。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通过这个联络点，地下党成功营救了12名被日军通缉的抗日志士，其中包括3名受伤的八路军战士和2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白九福把这些人分别安置在村里几户可靠的农家，借助杂货铺的掩护，将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区。
同年6月，日军在枣强县投放了大量特务，企图打入抗日组织内部。白九福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设法获取了部分特务的名单和活动规律。这些情报及时传递给了县抗日民主政府，使得多个地下党支部避免了被破坏的危险。
7月中旬，日军在枣强县境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清剿＂行动。白庄村由于白九福的存在，成为了附近几个村庄的临时避难所。当时，有超过50名地下工作者在村民们的掩护下，安全度过了这次＂清剿＂。他们分散隐藏在村里的地窖、草垛和粮仓中，靠村民们轮流送饭维持生活。
到了8月，白庄村的地下交通网进一步扩大，延伸到了周边的十几个村庄。每个村都建立了类似白家杂货铺这样的秘密联络点。这些联络点采用了统一的暗号系统，既有商品摆放的位置讯号，也有脚夫担子上的布条暗语，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情报传递网络。
9月初，一份关于日军准备在冀中平原建立新据点的情报，就是通过这个网络传递出去的。情报先是由一个在日军据点当伙夫的地下党员获得，经过五个联络点的接力传递，最终送到了县政府。这条情报帮助地方武装及时转移，避免了与日军的正面遭遇。
到了年底，白庄村的地下工作经验在周边地区得到推广。类似的伪装掩护网络在冀中平原各地相继建立。这些网络不仅为地下党的活动提供了重要保障，还成功策反了一批伪军和伪职人员。
1941年初，白九福被日军提升为区队长，负责管理更大的区域。这个职位的提升，使得地下党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通过这个更大的活动平台，地下党成功建立了横跨三个县的情报网络，为抗日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持。
郭鲁脱险事件看似只是一个普通的周旋过程，但它实际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地下工作方式，即利用敌占区的合法身份开展秘密工作。这种方式不仅降低了地下工作的风险，还提高了情报工作的效率，为后来的抗日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