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自幼熟读儒家经典，“被服如儒生”。熟知儒经和圣人故事，成为其各项政治行为的理论依据。与西汉末年思想家的仿古崇儒，反对奢侈，举贤才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

因而获得了广大儒生的支持，一步步获得执政的权力。为其进行改制活动，实施民族思想和政策奠定了前提条件。

在其执政期间几乎所有活动王莽都能广泛引征《尚书》、《周礼》、《论语》、《春秋•公羊传》和《诗经》等儒典，又模仿圣人故事，利用这些经典创造了一统的儒学权威，使之成为西汉末期士人的杰出代表和实现儒家治国主张的政治代表。

王莽在官吏设置、王侯称号、少数民族问题上都依三代之故事，仿“周礼”设官名，贬诸侯王为侯，更改少数民族首领称号，大搞夷夏之防等。此外遥尊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禹、皋陶、伊尹等历史上有德之君臣，为其立后。

尊崇孔子，一直到被杀死之前还模仿孔子的言论说“天生德与予，汉兵其如予何！反映了以天下为己任、对儒学笃信和对自己的行事深信不疑的心理，这亦与儒者一贯倡导的“杀身成仁”观念相一致。因此说王莽的形象是西汉末年一代典型的儒生知识分子的代表。

再看王莽执政后的政治集团，也多是儒学士大夫阶层所构成。孔光是当世有名的大儒，“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曾与丁、傅两外戚集团进行过斗争，是成帝哀帝期间儒学士大夫的领袖之一。

甄邯是孔光女婿，应当是儒生；平晏是大儒平当之子，亦称“儒宗”；刘歆是刘向之子，是当时最重要的儒学大师；此外，崔发后为王莽太子讲《乐》祭酒，还以《诗》学传授弟子，也是大儒。

因此，王莽政权的这一核心集团带有鲜明的儒学色彩。同时也表明他不仅是外戚王氏的代表，也是儒学士大夫阶层的领袖，将担负起领导和完成改制运动的历史重任。

儒学在西汉后期达到鼎盛，由武、宣时期的儒法并用，至元帝时的专意尊儒。因而儒学在西汉末期达到了鼎盛。统治阶级的重视必然引起世人广泛的关注和接受，这也是王莽能够利用儒家经典进行各项改制活动的理论基础。

当然也是王莽民族思想和政策得到实施的理论基础。因而王莽对儒学之士礼遇有加。刘向死后，刘歆继任中垒校尉之职。汉哀帝即位后，刘歆因大司马王莽的举荐而任侍中太中大夫，后升迁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逐渐得到汉哀帝的器重。

后王莽免官归国，刘歆也因请立古文经博士而“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出外为郡守。及哀帝崩，王莽重新辅政，立即拜刘歆为右曹、太中大夫，又“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让他“典儒林史卜之官”，作制礼作乐的首席顾问。

可见，早在成帝之时，王莽便发现并赏识刘歆了。在共同经历了一番沉浮之后，两人又一道被改制的大潮推上了前台。但王莽是外戚，刘歆是宗室，两人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利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只是改制运动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舞台，使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抱着不同的目的走到一起来了。王莽的出现和古文经学的兴起分别排除了改制运动的两大障碍，王莽与刘歆的结合则形成了一个符合时代要求、适应改制需要的统治集团。刘歆对“用周政”的改制运动作了哲学和史学论证。

在“《春秋》为汉制法”说早已深入人心的情况下，这番论证无疑会给王莽改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因而得到了王莽的认可。可以说刘歆为王莽的各项政治活动提供了理论支持，成为王莽各项改制活动的最前沿的吹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