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钱钟书病逝，临终前拉着妻子的手含泪叮嘱：你要好好活下去

1998年的深冬，北京医院的病房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紧握着妻子的手，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了人生最后的叮嘱。这位老人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才子钱钟书。回首往事，他与杨绛相识于民国清华园，相恋于战火纷飞的年代，携手走过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雨。他们的爱情，不是轰轰烈烈的惊天动地，而是细水长流的相濡以沫；他们的婚姻，不是富丽堂皇的锦衣玉食，而是清贫淡泊的甘之如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们用智慧和坚韧谱写了一曲难忘的爱情协奏曲。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感，让这对才子佳人在时代的浪潮中始终不离不弃？又是什么样的故事，让钱钟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牵挂着相守一生的伴侣？

一、清华园中的邂逅（1928-1935）

1928年的清华园，正值春暖花开之际。杨绛从东吴大学转学至清华大学，成为一名借读生。当时的清华大学刚刚开始招收女学生，校园里的女学生屈指可数。在这个以男生为主的学府中，杨绛凭借着优异的学业成绩和大方得体的举止，很快在文学社团中崭露头角。

那时的钱钟书已是清华园里声名鹊起的才子，精通外文系的他不仅在学术上颇有建树，更因其幽默机智的谈吐在学生中广受欢迎。一次文学社的活动中，同学们相约在未名湖畔聚会。钱钟书身着一件素净的青布长衫，站在人群中显得格外醒目。

两人初次见面是在这场聚会上。当时有同学打趣说钱钟书已经订了婚，这句玩笑话却引发了一段妙趣横生的对话。钱钟书立即解释自己并未订婚，而杨绛也不甘示弱，说外界传言追求她的人很多，也请不要相信。这番对话虽然看似寻常，却暗含着两个年轻人对彼此的好感。

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在那个没有即时通讯的年代，他们用文字编织着属于自己的浪漫。有一次，杨绛在信中写道：＂今日读到《诗经》，想起＇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不知先生以为如何？＂钱钟书回信说：＂雎鸠双栖，正如君子淑女，岂不美哉？＂简单的诗句交流，却道出了两颗心的默契。

在清华园的日子里，他们常常在图书馆偶遇。两人相约去听讲座，探讨文学，争辩学术。偶尔，他们也会走到未名湖边，谈天说地。钱钟书会给杨绛讲解莎士比亚的戏剧，而杨绛则会分享她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见解。

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前往上海光华大学任教。两人分隔两地，但书信往来更加频繁。在一封信中，钱钟书写道：＂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琉璃碎不成。＂这首诗虽是借用古人之语，却真切地表达了相思之情。

1934年春，钱父钱基博无意中拆开了一封杨绛寄给儿子的信。信中不仅字迹工整优美，更见才学。钱基博看完后连连称赞，当即决定为儿子提亲。不久，两家人在无锡杨家正式见面，订下婚约。这一年的秋天，杨绛从清华毕业，两人的感情更进一步。

转眼到了1935年，钱钟书考取了公费留学的资格。在即将远赴重洋之际，两人决定在这个夏天完婚。七月，他们在亲友的祝福中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婚礼，由此开启了他们携手一生的旅程。

二、携手海外求学路（1935-1938）

1935年深秋，钱钟书与杨绛踏上了远赴牛津大学的轮船。这是一艘名为＂维多利亚＂号的英国邮轮，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新加坡、科伦坡等地，最终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在这长达一个月的海上旅程中，钱钟书每天都在甲板上研读英文书籍，为即将开始的留学生活做准备。

到达牛津后，这对新婚夫妇租住在温彻斯特路的一间阁楼里。房间虽小，但窗外便是著名的莫德林学院的花园。钱钟书在埃克塞特学院攻读研究生课程，而杨绛则以自费生的身份在牛津大学旁听课程。

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他们过着简朴而充实的生活。每天清晨，杨绛会准备简单的早餐，通常是面包、牛奶和煎蛋。之后，钱钟书便骑着自行车去上课，杨绛则步行前往图书馆。午餐时分，两人常在学院附近的咖啡馆相会，分享上午的见闻。

1936年春天，杨绛有了身孕。这个消息传回国内，两家父母都十分欣喜。但在异国生活并不轻松，当时的医疗条件也不及国内完善。所幸他们遇到了一位热心的英国医生威廉姆斯夫人，她不仅细心照料杨绛的健康，还经常邀请这对中国夫妇去家里做客，让他们感受到了异乡的温暖。

1937年2月，他们的女儿钱瑗在牛津出生。为了照顾妻女，钱钟书减少了参加学术活动的时间，但学业丝毫未受影响。他每天在图书馆和家中来回奔波，一边照看家人，一边努力完成论文。杨绛则一边照料女儿，一边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

这期间，钱钟书在研究中世纪文学，常常与导师讨论到深夜。他的博学多才给牛津的教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次，他在讨论莎士比亚作品时，不仅用英文侃侃而谈，还能引用法语、德语文献，展现出惊人的语言天赋。

1937年夏天，中日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英国，这对年轻的夫妇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祖国。尽管英国导师极力挽留，建议他们考虑继续深造，但两人还是决定完成学业后立即回国。在准备返程期间，他们将大部分积蓄用来购买了许多珍贵的学术书籍。

1938年春，钱钟书完成了他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获得了导师的高度评价，被认为开创了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的新视角。在离开牛津前，他们举办了一场小型告别会，英国的师友们纷纷前来送别，场面感人。

就这样，携带着三年求学的收获，带着年幼的女儿，这对学人夫妇踏上了归国的征程。此时的远东局势已经动荡不安，他们不得不选择一条迂回的路线，经由法国、意大利、埃及，最后从印度返回中国。

三、战火纷飞中的坚守（1938-1949）

1938年仲夏，钱钟书一家历经两个月的辗转，终于抵达上海。此时的上海已经沦陷，城市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他们暂住在钱家在无锡的老宅，但很快就意识到必须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在这一年的深秋，钱钟书接受了西南联大的聘请，举家迁往昆明。从无锡到昆明的路途极其艰险，他们带着年仅一岁的女儿钱瑗，乘坐拥挤不堪的难民船，顺江而上。船上条件恶劣，物资匮乏，但杨绛仍坚持每天给女儿煮一小碗粥，用随身带来的奶粉调制营养品。

到达昆明后，他们租住在文林街的一间瓦房里。房子虽然简陋，但好在有一个小院子。白天，钱钟书去西南联大授课，杨绛则在家照顾女儿，同时开始翻译工作。每到夜晚，他们就在煤油灯下阅读和写作。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钱钟书开始构思他的小说《围城》。

1939年春，一场突如其来的轰炸让昆明陷入恐慌。为了保护重要的书籍资料，钱钟书和杨绛将书本分类包裹，埋在院子里的地下。他们在院中挖了一个防空洞，每当警报响起，就抱着女儿躲进去。但即使在防空洞里，钱钟书也不忘带上几本书继续研究。

1941年，钱钟书接受了国立编译馆的邀请，全家迁往重庆。在重庆的歌乐山下，他们租住了一间竹楼。这里的生活更加艰苦，物价飞涨，但两人仍然保持着读书和写作的习惯。杨绛在这期间完成了多部译作，而钱钟书则在繁重的教学之余，专注于《围城》的创作。

1944年，《围城》的初稿终于完成。这部作品凝聚了两人的心血，杨绛不仅是第一位读者，更担任了重要的校对工作。每个章节写完，钱钟书都会念给杨绛听，两人一起讨论情节和用词。

战时的重庆经常停电，他们就点着菜油灯工作。有一次，一颗炸弹落在附近，震碎了窗户玻璃，但钱钟书仍在灯下专注地修改着手稿。杨绛则在一旁，一边照看女儿的功课，一边整理译稿。

1946年抗战胜利后，钱钟书一家回到北平，入住清华园。《围城》也在这一年正式出版。这部凝聚了战火岁月心血的作品，不仅展现了作者的才华，更记录了那个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图景。

1948年，局势再次动荡。许多学者选择离开，但钱钟书和杨绛决定留下。他们将全部积蓄换成书籍，认为这是最有价值的投资。在这段时期，两人埋头于学术研究和创作，完成了多篇重要论文。

这十一年间，钱钟书与杨绛在颠沛流离中互相扶持，在战火纷飞中坚持学术，用笔墨记录时代，用智慧照亮生活。他们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不仅保持着学者的尊严，更守护着属于彼此的那份坚定。

四、学术耕耘与生活风雨（1949-1966）

1949年秋，钱钟书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这一年，他开设了＂欧洲文学史＂和＂比较文学＂两门课程，每周授课六小时。课堂上座无虚席，不仅有文学院的学生，还有其他院系的师生慕名而来。他的授课方式独特，往往不用讲稿，却能引经据典，将欧洲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融会贯通。

1950年初，清华大学进行院系调整，钱钟书被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这里，他承担了更多的教学任务，同时开始了《管锥编》的写作构思。每天清晨，他都会在北大的图书馆开门前等候，待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工作，直到闭馆才离开。

1952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钱钟书被聘为研究员。他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学术研究。在这段时期，他编写了大量的学术札记，这些材料后来成为《管锥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杨绛也进入了文学研究所工作，夫妇二人开始了并肩治学的生活。

1954年，钱钟书完成了《谈艺录》的初稿。这部著作的写作过程极为严谨，他翻阅了大量明清文人的诗文集，做了数万字的读书笔记。每天晚上，他都会与杨绛讨论书中的观点，有时一个典故的考证就要花费数日时间。

1956年夏天，文学研究所搬入北京东郊的新址。钱钟书的办公室在二楼，窗外是一片绿树。他在这里度过了最为专注的写作时光，每天工作十余小时。中午休息时，他常常在院子里散步，手中必定捧着一本书。

1957年初，钱钟书开始系统整理《宋诗选注》的资料。他查阅了数百种宋代诗集，反复比对不同版本，力求选注精当。这项工作持续了两年多，其间他还完成了多篇重要的学术论文。

1960年的一天，钱钟书在整理书架时发现了一箱尘封已久的笔记。这些是他在牛津求学时期记录的读书心得，促使他开始重新构思《管锥编》的写作框架。他将这些材料分类整理，逐步扩充，形成了这部著作的基本架构。

1962年，钱钟书和杨绛搬入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一处四合院。这里成为了他们最后的寓所。院中种有几株花木，书房的条件虽然简陋，但整齐的书架上堆满了中外文献。每到周末，他们常常在庭院中晒书，顺便整理读书笔记。

1964年春，钱钟书完成了《管锥编》的第一部分。这些年来，他始终保持着严格的作息制度。每天清晨五点起床，简单用过早餐后就开始工作。午饭后小憩片刻，继续伏案至深夜。即便在严寒酷暑，这个习惯也从未改变。

1965年底，政治风向开始变化。钱钟书依然专注于他的学术研究，继续撰写《管锥编》。他在这一年完成了多个重要章节，其中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部分，展现了非凡的学术洞见。然而，更为严峻的考验正在悄然逼近。

五、晚年岁月的学术光芒（1966-2001）

1966年夏，文革开始后，钱钟书和杨绛被下放到河南开封的＂五七干校＂。在那里，他们被安排住在简陋的土坯房里，每天参加农业劳动。即便如此，钱钟书仍然坚持在劳动之余阅读。他随身携带的只有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几本最心爱的书籍，其中包括一本巴尔扎克的小说和一本莎士比亚诗集。

1969年春天，他们被调往河南新乡的另一个干校。在那里，钱钟书被分配到养猪组。每天清晨四点起床，要给几百头猪喂食。闲暇时，他就坐在猪圈旁的木凳上翻看随身带的书籍，有时还用铅笔在书页边缘做些批注。

1972年，钱钟书夫妇获准返回北京。回到家中时，发现藏书已经散失大半，好在最重要的学术资料得以保存。他们立即着手整理剩下的书籍，重新开始学术工作。这一年冬天，钱钟书重拾《管锥编》的写作，开始修改此前完成的部分。

1976年文革结束后，钱钟书重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时的他已经六十六岁，但学术热情丝毫未减。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查阅资料，记录笔记。中午只休息半小时，下午继续工作到深夜。

1979年，《管锥编》第一部终于出版。这部凝聚了数十年心血的著作，展现了惊人的学术功力。同年，他开始指导研究生，但收徒极其严格，十年间只收了两名学生。每次与学生讨论问题，他都会事先做充分准备，常常为一个典故的考证翻检数种典籍。

1985年，钱钟书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尽管身居要职，他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办公室里除了书籍，只有一张老式办公桌和一把木椅。每天中午，他都与杨绛一起在研究所的小食堂用餐，从不去高档餐厅。

1990年代初，钱钟书开始整理早年的学术笔记。他将这些材料分类编排，补充新的研究成果，计划编成一部新著。但因为身体状况日渐衰退，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完成。不过，他仍然保持着每天阅读和写作的习惯。

1995年，他将毕生收藏的图书捐赠给了母校清华大学。这批藏书包括众多珍贵的中外文献，其中不少都有他的批注。在整理藏书时，他对每一本书都仔细检查，并亲笔写下捐赠清单。

1998年，钱钟书最后一次出席公开学术活动。此后，他很少离开家门，但依然保持着严谨的读书习惯。每天上午，他都会在书房的躺椅上阅读，直到体力不支。

2001年12月19日，钱钟书在北京逝世。他的书桌上还摊开着一本未读完的书，旁边放着他惯用的铅笔和笔记本。他的一生，始终与书籍为伴，以学术为归。在他留下的数百万字著作中，凝聚着一位学者毕生的智慧和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