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母女之间没有隔夜的仇，但在2024年，家住上海浦东的朱女士，竟一纸诉状将自己87岁的母亲告上了法庭，要求自己的母亲搬离现在在住的房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上海的清晨，陈老太如往常一样，买完菜回到家中，却在门口看到了令她难以置信的法院传票。她的女儿朱女士，那个她一生视为珍宝、辛苦抚养成人的独生女儿，竟然将她告上了法庭，要求她从住了20多年的家中搬走。面对这样的情境，陈老太几乎崩溃。这座她居住多年的房子，不仅承载着她生活的回忆，更见证了她为女儿、外孙女所付出的一切。 陈老太和她的独生女朱女士的关系并非一直如此紧张。事实上，陈老太曾为这个女儿付出了一切。多年前，朱女士在日本留学并成家后，决定把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小雅送回上海，由陈老太和老伴一同抚养。当时，朱女士忙于打拼，母亲毫不犹豫地承担起照顾外孙女的责任。为了专心照顾小雅，陈老太甚至没有时间照料其他的家庭事务，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外孙女的成长上。 随着外孙女的长大，陈老太与她相依为命的生活让她感到些许安慰。她尽心尽力，将小雅培养成材，小雅不仅考入了名校上海交通大学，还成了陈老太生活中的骄傲。然而，朱女士与日籍丈夫的婚姻并不长久，最终，她选择回国发展，与母亲和女儿再次同住。 刚回国的朱女士与陈老太的生活尚算平静，但这种平衡很快被打破。朱女士再婚了，她的新丈夫也搬进了家中。虽然这套房子是朱女士全资购买的，但在陈老太看来，自己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多年辛劳，房子虽不在自己名下，却有足够的理由继续住下去。然而，随着朱女士二婚丈夫的介入，母女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最终变得不可调和。 朱女士的新丈夫有着不错的社会背景，他是烈士之后，曾受过良好教育，在朱女士看来，他不仅是自己的灵魂伴侣，还对她的生活提供了重要支持。她很信任这段关系，也因为丈夫的建议，萌生了卖房置换的想法。她觉得，自己目前的生活并不富裕，卖掉这套三居室，换成一个小房子，用差价改善生活，或许是目前最合适的选择。 然而，陈老太对此极为反感。在她看来，女儿的丈夫不过是贪图房产，对方还曾提议朱女士把房子卖掉，甚至涉及遗嘱的讨论。这让陈老太对二婚女婿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她认为女儿被洗脑了，不再顾念自己多年来的付出，竟然想要逼迫自己搬走。这一想法让母亲深感心寒。 而朱女士则坚持，房子是自己出资购买的，母亲既然已经有了别的住所，就没有继续占据房子的理由。她甚至提到，母亲与哥哥共同拥有另一套房子，虽然面积小，但足够她居住。于是，朱女士提出将母亲赶出房子，并采取了法律手段，试图通过法院解决这一争端。 当案件进入法律程序时，朱女士在法庭上提出，房子从2000年购置以来，所有资金都来自她自己。而陈老太则坚决反驳，表示自己当年卖掉了另一处老房子，并将卖房款中的25万元寄给了朱女士，用于购买这套房子。她认为，自己既然对房产有过资金贡献，就应该享有居住权。 面对母亲的诉求，朱女士则表示，这笔钱是母亲后来的个人选择，并未明确用于购房。法庭因此不得不面对一个复杂的家庭纠纷。由于事情发生在20多年前，相关的资金流向已经很难完全追溯清楚，法庭在审理过程中着重考察了陈老太是否有其他适宜的居住场所。 一审法院认为，朱女士是房产的唯一产权人，依据《民法典》，她有权利处置自己的房屋，要求母亲搬离并无不当。因此，一审支持了朱女士的诉求。听到这一结果，陈老太难以接受，她认为自己辛苦抚养外孙女多年，付出巨大，却要被女儿赶出家门，这种判决对她来说过于残酷。 陈老太不甘心，决定上诉。二审法院法官亲自前往她与儿子共同拥有的房子进行考察，发现那套房屋的面积仅有20多平米，而陈老太的儿子与妻子、儿子三口人已住在其中，空间十分狭小，根本无法容纳一位高龄老人居住。 在这样的情况下，二审法院综合考虑了实际情况，并且引用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法院指出，朱女士作为女儿，负有赡养老人的义务，不能仅凭产权就逼迫母亲搬离，尤其是在没有为母亲妥善安排居住地点的情况下。朱女士的行为不仅违背了赡养义务，也有违公序良俗。法庭最终驳回了朱女士的诉求，判定她必须继续为母亲提供居所。 尽管法院最终判决支持了陈老太的居住权，但母女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此得到完全化解。朱女士感到无法理解，她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够难，母亲却执意与她对抗，而法庭的判决也让她对家庭责任产生了困惑。 这个案件让人不禁反思，在现代社会，房产纠纷背后隐藏的家庭矛盾并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的冲突，更多的是亲情与责任的对立。当法律与亲情发生冲突时，如何在保障个人权利的同时，兼顾家庭责任与道德义务？这是每个家庭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信息来源：2024-04-19 闽南网 上海六旬阿姨再婚后，想把87岁老母亲赶出家门：没地方住让国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