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位母亲去世，遗嘱里把房产和积蓄全留给了她弟弟，她的前夫和女儿认为她没给女儿留够应得的遗产份额，所以认为遗嘱无效，要求女士的舅舅把遗产还回来。最终法院做出了判决。 北京，身患重病的李女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选择将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和所有存款，都留给了自己的弟弟李浩，而对年仅16岁的女儿玲玲，却分文未留。 李女士的前夫老吴得知此事后，怒火中烧。 他找到李浩，要求他归还房屋和存款，却被李浩以“姐姐留有遗嘱”为由拒绝。 无奈之下，老吴和女儿玲玲将李女士的父母和弟弟一起告上了法庭。 法庭上，玲玲的代理律师指出，李女士的行为，看似是出于对弟弟的照顾，但实际上，却忽视了未成年女儿的基本生活保障。 法院最终决定，李女士的遗嘱一部分有效，玲玲也能分到一部分遗产。 无独有偶，有位刘女士想在自己离开后，能有人照顾丈夫张先生的生活，也想为自己和张先生多年来共同抚养的女儿小张留下一些保障。于是她决定把所有东西都留给张先生。她找来了朋友老胡帮忙代书，老周作为见证人。 然而，刘女士的病情日益加重，在订立遗嘱的过程中，她已经很难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只能断断续续地发出一些简单的词语。 “你要把财产都留给老张吗？”老胡一边写，一边问。 “嗯……”刘女士虚弱地应了一声。 “那小张呢？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刘女士吃力地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似乎是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丈夫张先生坐在一旁，全程目睹了这一切。他没说什么，直接签了字。 刘女士过世，张先生为继承她的全部遗产，把养女小张和岳父告上了法庭，他手里拿着的是刘女士的亲笔遗嘱。 法庭上，张先生一口咬定遗嘱是刘女士的真实意愿。但小张却提出了质疑：“我妈当时已经病得很重了，根本无法清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份遗嘱的真实性存疑！” 更重要的是，小张指出，在她年幼时，刘女士和张先生就将她接到家中抚养，虽然没有办理正式的领养手续，但双方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母女关系，这份遗嘱根本没考虑她。 法院最终认定，由于见证人老周没有履行其应尽的义务，无法证明刘女士在立遗嘱时意识清醒、能够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因此判决该代书遗嘱无效。刘女士的遗产按照法律规定分给了继承人。 这起案件，揭开了遗嘱继承中容易被忽视的角落，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必留份”制度的关注。 什么是“必留份”？即使立了遗嘱，法律也规定要给某些继承人留一部分遗产。 谁是“特定继承人”呢？《民法典》给出了明确的界定：缺乏劳动能力，并且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包括未成年子女、没有工作的成年子女、没有劳动能力的配偶和父母等。 为什么要有“必留份”？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防止一些“糊涂”的父母，在立遗嘱的时候，脑子一热，完全不顾及那些需要被照顾的家庭成员，把财产都给了外人或者偏爱的某一个子女。 这两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必留份”制度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它就像一道安全阀，既维护了公民遗嘱自由，又坚守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 其实，继承遗产这事儿比你想的要麻烦得多。除了要留份的遗嘱，还有很多种立遗嘱的方式，比如自己写的、打印的、录像的、口头说的，以及经过公证的。每种方式都有对应的法律规定。如果操作不当，很容易导致遗嘱无效，引发家庭矛盾。 比如，在张先生和刘女士的案件中，如果刘女士在订立遗嘱时，能够更加谨慎，选择更稳妥的方式，比如公证遗嘱，也许就能避免这场官司，也能让自己的心愿真正得到实现。 而李女士的案例，则提醒我们，在订立遗嘱的时候，不能只顾及自己的情感，更要充分考虑家庭成员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未成年子女和无劳动能力者的基本生活保障，尽量做到公平合理，避免留下遗憾。 毕竟，“死者为大”不应该是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尊重遗愿”也不应该以牺牲其他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在法律的框架下，寻找亲情与法律的平衡点，才是解决遗嘱继承问题的最佳方案。 原文刊载于律觀法说2024-08-30关于“北京一女子，去世前留下遗嘱：将自己的房子和存款都留给弟弟，没有给16岁的女儿留下任何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