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意识和精神文化取决于社会存在，社会经济结构是思想文化的源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儒家文化能够在后黎朝成为越南社会的主导思想，是由于儒学的精神气质适应了当时越南农业社会发展的结果。后黎朝在经济结构上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封建国家，随着封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农业的快速发展，后黎朝时期的土地私有化的程度不断提高，村社内私田超过公田的现象逐渐普遍。

后黎朝一方面巩固土地国有制，但另一方面也保护和扩大了私有土地制。除了“均田法”当中对开垦荒地者占有土地身份的认可外，黎圣宗也将土地买卖和地主兼并土地的行为合法化。而正是这样的经济条件为儒学在后黎朝的兴起提供了内在的需求与动力。

儒学是建立在土地家庭占有和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经济之上的，因此在儒家文明中，重农主义思想与民本主义思想是其在经济方面重要的思想内容。

如本文第一章所述，儒学是建立在土地家庭占有和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经济之上，私田的增多，自耕农数量的增加都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土地家庭私有可以有效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农具改良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技术中来，这极大推动了国家农业水平的提高。但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土地私有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而引起了家庭占有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

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则会导致土地高度集中，贫富差距加大，农民因生存受到威胁而暴动等不良后果。作为统治者，当认可了土地私有之后，就必须要寻找方法解决这些问题。而儒学在中国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就有过很多讨论和解决方法，比如孟子提出的“制民之产”，以及董仲舒提出的“限民之田”就是传统儒学中解决土地问题的两个重要的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无疑为后黎朝的统治者们带了统治和管理方面的便利，使统治者有了研习儒学的内在动力。

后黎朝建立之后，黎利在经济上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鼓励垦荒，认为农业是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种重农思想与儒家的基本思想非常一致。孔子认为，治理国家，首先要使人口繁庶，在此基础上，要使经济发展起来，使社会和人们富裕，再次就是要以道德礼仪教育人们，使人们从善如流。

儒家所提倡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教民必先富民”这样的思想也非常符合后黎朝初期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这是后黎朝崇尚儒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黎朝的开国之君黎利就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他在建国之初，就实施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首先，他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将原来的二十五万军队，放十五万归农，仅留十万的常备军。另外他还发布诏令，把常备军又分为五番，一番守备，其他四番依次归农，进行农业生产。

第二，黎太祖在1429年颁布了“均田法”，令各府、州、县官丈量公田公土和私有田地，登记在册，继而议定田数，赐予官、军、民等。均田法的实施，使很多回乡的士兵和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土地，同时也使很多荒田荒地得到了较为有效的开发。第三，为了更有效地发展农业，开垦荒地，黎利还专门设置劝农使和河提使，负责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在这些重农政策的同时作用下，后黎朝初年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黎圣宗承袭了“重农”思想，积极发展农业。除了继续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之外，他还命令各府县都要劝导百姓种桑耕田，派专人监督垦荒。他建立屯田43所：北部30所，清化5所，义安4所，顺化2所，广南2所，命屯田使专门负责招募流亡之人和贫民，分配给他们土地，命其耕种。如本文第一章所述，儒学最重要的思想就是重农思想和民本思想。儒家认为：“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富民者以农桑为本。”正是由于后黎朝皇帝对农业的重视，儒学才成为了统治阶级有意选择的统治和治理国家的思想工具。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越南的工商业经济在后黎朝前期得到了很大发展。升龙作为工商业的中心，按照不同的行业建成了三十六坊，有些手工业作坊的名称甚至沿用至今。手工业的分工越来越专业化，比如在平原地区，纺织、制陶、冶炼等行业发达，海阳县的头溪乡是越南北部最主要的陶器业中心，北宁的八场乡也是著名的制陶专业乡。山区的采矿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平原地区各地乡镇的集市逐渐增加，据统计，当时有集市259277个。后黎朝前期对外贸易以及与中国的边界的贸易也发展很快。

工商业的发展使得手工业者的数量大大增多，这些人与新增的自耕农形成了新的中小生产者阶层，为儒学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阶级基础。从参加后黎朝科举考试的应试者的来源来看，除了有贵族和士族大家之外，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小生产者参加科举。如黄芩，家贫，世代为农，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为命。他卖地一篙，得钱30缗，到京学习，中莫大正九年（1538年）戊戌科探花，官至礼部左侍郎，封宏福伯。

又如青兰县汪士端，父亲是裁缝，虽家贫，但仍送他上学，他通过努力，成为国子监监生，中保泰二年（1721年）辛丑科同进士。后黎朝科举出身者无论其原本的家庭情况如何，一旦中举就会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正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进士科中场者即可减免徭役赋税，如若金榜题名，更会仕途无量，前途似锦。黎朝人阮世楷曾说：“进士一科，从古而贵。有比之攀月桂，有谓之登瀛洲，有名为将相科，有号之为龙虎榜。

世之业为士儒者，富贵荣华，此其途也。”这鼓励着越来越多的中小生产者参与到科举考试中，因此儒学也随着科举考试的兴盛而在后黎朝兴盛起来，逐渐成为了社会上大多数人学习的主要内容，从而使儒学的思想在后黎朝得以广泛深入的发展起来。

土地私有制及工商业的发展对后黎朝儒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一方面，生产力的进步使得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在社会生产中逐渐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使得过去的贵族大田庄所有制逐渐瓦解，从而促进了越南封建制的逐渐成熟。

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原先封建农奴奴婢制的社会结构逐渐被打破，社会中的中小生产者越来越多，这些人较之李陈朝时期的农奴奴婢，不仅拥有较为自由的身份，更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些人的存在为后黎朝儒学的发展，特别是科举取士提供了新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同时也为新的士阶层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封建官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