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土耳其警方拘捕总统埃尔多安的主要政敌、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市长伊马姆奥卢，理由是涉嫌贪污和协助恐怖组织。从法律层面来看，这或许是需要辩论多回的拉锯战；但从政治层面来看，这无疑是耐人寻味的大动作。

众所周知，伊马姆奥卢一直是土国反对党的耀眼明星，从2019年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经历重选又以54%得票率胜出后，就被认为是执掌“后埃尔多安时代”的有力人选。在他之前，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已经占据伊斯坦布尔市长一职长达25年，埃尔多安正是在伊斯坦布尔开始自己的政治生命，从市长一步步走到总理，最后成为总统。2024年，伊马姆奥卢再次成功连任市长，证明了自己的政治实力与选票基础。

而埃尔多安在2023年大选胜出、成功获得第三个任期后，根据宪法，其总统任期将到2028年届满，但如今“修宪”的风声已经成为话题，伊马姆奥卢此时突然被捕，当然会被视作埃尔多安的“先下手为强”。尤其伊斯坦布尔大学已在18日表示，因为存在违规行为，所以伊马姆奥卢的学位已被取消，而根据土耳其法律，大学学位是参选总统的必要资格，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宣告了埃尔多安的“司马昭之心”。

伊斯坦布尔市长伊马姆奥卢因贪污和协助恐怖组织等指控，于3月19日被捕

而伊马姆奥卢被捕也在土耳其引发一系列动荡。首先，政局动荡直接触发土耳其的里拉及股市暴跌。其中，里拉兑美元曾跌近13%创历史新低，消息指土耳其央行当天通过多家银行，甩卖近100亿美元外汇干预；此外由于投资人对当地法治的担忧，土耳其伊斯坦布尔100指数（XU100） 当日收市跌8.72%，期间一度触发市场熔断机制。再来是蔓延全国的大规模示威，土耳其内政部长Ali Yerlikaya表示，截至周二（3月25日），已有逾1,418人在示威活动中被拘捕。

显然，不论市场或民众，都对伊马姆奥卢被捕反应不佳。市场更多是担忧政治不稳影响经济运行，民众则明显是不满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政治操作，以及对埃尔多安可能修宪争取总统连任的潜在担忧。但回顾过去，埃尔多安曾是土耳其经济起飞的推手，民间威望无人能及，如今却渐露权力余晖的老态龙钟，这当然是土耳其经济高成长一去不复返的直接结果。

简单来说，民众不满“当代苏丹”的喧嚣背后，除了对伊马姆奥卢的期待投射，恐怕也有对“过去埃尔多安时代”的怅然怀念。

3月19日，伊斯坦布尔市长伊马姆奥卢被捕后，其支持者在安哥拉抗议。

回顾埃尔多安掌权的20余年，基本就是“当代苏丹”与土耳其的双重崛起。这段期间，埃尔多安凭借经济建树、个人威望，成功驯服了不断政变的土耳其军队，更校正国父凯末尔时代的国家路线，强化了当代土耳其与奥斯曼帝国的记忆连结。

而经济起飞正是关键。2008年至2013年，美欧日等发达市场通过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国际“热钱”大量涌入土耳其在内的新兴市场，再加上埃尔多安主打持续降息的“非正统经济学”，促进了土耳其营造业、基础建设的蓬勃发展，为其个人积累了大量支持，埃尔多安也趁此推动了个人崇拜，将自己打造为“土耳其崛起”的代名词，大街小巷更是随处可见埃尔多安图腾，即便不能与凯末尔相比，却也毫无疑问是凯末尔之后最有威望的领导人。而这一特点，便是埃尔多安驯服军队的关键。

2008年起，埃尔多安政府开始以“与极端民族主义组织Ergenekon有联系”为由，对军方发起调查，被拘留与审问者超过百人，其中还有不少将军；2010年，埃尔多安又以“密谋推翻政府”之名，逮捕多位军警高层，官衔包括将军、上校、指挥官等；2011年最高军事委员会召开前夕，为抗议政府的大规模逮捕，土耳其总参谋长与陆军、海军和空军指挥官威胁退役，但埃尔多安并未妥协，而是迅速撤换了部队指挥官；2016年7月，被逼到墙角的土耳其军队再度政变，但骚乱被迅速弭平，埃尔多安随后对军队发动了大清洗，曾经的失控巨兽，已难再有反扑力道。

从上述发展可以发现，埃尔多安以民意支持、个人政绩为靠山，先是用法律调查削弱了军队的民意基础，再通过不断的逮捕与撤职，剪除了土军当中“反伊斯兰”、“反埃尔多安”的重要骨干，从内外杜绝了军队的干政可能，也确立了个人的统治威望。

2023年，女孩参加纪念未遂政变七周年的活动。2016年军方内部发动政变试图推翻埃尔多安, 但失败告终

而有鉴于军队向来以“凯末尔路线的捍卫者”自居，反对政治伊斯兰回潮、更不屑奥斯曼历史遗产，在2008年调查军队的进程启动后，埃尔多安便开始标举伊斯兰、奥斯曼的历史符码。

以影视作品为例，土耳其在近10年大量推出了强调奥斯曼帝国辉煌的历史剧与纪录片，包括2011年的《辉煌世纪》、2012年的《奥斯曼帝国往事：叛乱》、2013年的《征服者》、2014年的《菲林塔》与《复活：埃尔图鲁尔》、2015年的《辉煌世纪：科塞姆》、2017年的《阿卜杜勒哈米德》、2019年的《创建：奥斯曼》、2020年的《帝国崛起：奥斯曼帝国》、2021年的《巴巴罗斯：地中海之剑》等。这些作品虽被部分阿拉伯国家禁播，却在巴尔干、中亚等地广受好评，也形塑了一代土耳其人的历史新意识。

与此同时，宗教学校也在土耳其复苏，清真寺迎来大量扩建与新建，伊斯兰实践也开始重回公领域，埃尔多安更在2020年恢复了圣索非亚的清真寺地位，并在该处举办1934年来的首场大型礼拜，由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局长埃尔巴斯主持，埃尔巴斯之后还多次出席政府活动进行祈祷，引发了世俗主义者抨击。但没有军队支持的抨击，充其量是舆论的口诛笔伐，无法撼动埃尔多安的统治格局。

整体来说，100年前的凯末尔厉行改革，在百废待举的帝国废墟上创建了当代土耳其，其改革层面之广、力道之强、影响之深远，被后世称作“凯末尔主义”；而今埃尔多安虽未明言改革，却是用自己的方式，在执政20年间再次改造了土耳其，影响遍及内政、经济、外交、教育、宗教与世俗关系各场域，让土耳其从一个军队干政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继承奥斯曼文化与地缘遗产的富庶中等强国，也将自身威望推到无以复加的高地。

3月23日，伊斯坦布尔市长伊马姆奥卢因涉贪调查被判拘留当日，大量民众上街参与抗议活动。

但巅峰过后即是下坡，埃尔多安驯服军队后，新的反对派也开始累积崛起能量，时至今日已经动摇埃尔多安的统治基础，伊马姆奥卢就是代表。

而推动这一变化的，就是土耳其的经济危机。如前所述，2008年至2013年，因为美欧日等发达市场通过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国际“热钱”转而涌入包括土耳其在内的新兴市场，刺激了后者的经济高成长，埃尔多安也成了“土耳其崛起”的时代象征，政坛上独霸一方、无人能敌。

但2013年美国联储局放风可能加息后，外资便大举外撤，包括里拉在内的新兴市场货币开始贬值，土耳其经济成长持续放缓；2017年美联储先后三次加息，土耳其经济渐被资本外逃、货币贬值、股市不稳的阴霾笼罩，2018年美国又对土国钢铝制品加征一倍进口关税，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土耳其金融危机就此连动爆发。

3月26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民众抗议该市市长伊马姆奥卢因腐败调查被捕

而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埃尔多安显然希望牺牲物价、保全经济成长，故采用了极端的经济手段，面对高通胀仍坚持降息。结果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经济增长，却导致里拉跳水式重贬、物价飙涨、债券市场几乎崩盘，民众叫苦连天，诸如伊斯坦布尔等大城更是爆发多起示威，这当然也反映在近年的地方大选结果上。

而为转移民众不满，埃尔多安开始积极调动军事、历史传统、大国外交场域的民意支持，以充填经济成长放缓下的“土耳其崛起”叙事，弥补自己的政治失血。

例如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外交明显更加“东方”与“军事化”：在埃及议题上，其借着对穆兄会的支持，涉入当地政局；在叙利亚与利比亚战场上，其自2016年起先后派兵介入该处内战，并成功取得一定战果，前者使土耳其有效隔开库尔德势力与土耳其东南境的联系，后者则让其在东地中海油气冲突中，取得了有利的地缘枢纽；在海湾场域，土耳其与伊朗皆与卡塔尔保持密切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催发了2017年的卡塔尔断交风暴，但因土耳其与伊朗坚持不退，最后风暴以沙特在2021年让步复交结束，土耳其成功保住在海湾的政治成果。

俄乌战争爆发后，埃尔多安当然也不放过任何宣传可能。以2022年3月俄乌外长在土会谈、7月《黑海粮食协议》落地为例，土耳其官媒大力宣传了埃尔多安的“和平缔造者”角色；至于阻挡芬兰、瑞典加入北约，土耳其官媒则用以主打埃尔多安“捍卫国家利益”、“无惧得罪西方”、“打击库尔德恐怖主义”的硬汉形象。

只是从2023年大选结果来看，在经济凋敝、执政多年的包袱下，调动军事、历史传统、大国外交的叙事情境，似乎不太能“大力出奇迹”：埃尔多安仅以51.91%的得票率险胜，这还是在反对党未能完全整合的背景下。

当然，眼下示威尚不足以推倒埃尔多安政权，如果伊马姆奥卢失去学位、身陷司法泥淖成为定局，埃尔多安确也解决了一大劲敌，能为推动修宪、2028年后再连任铺路。只是土耳其的经济高成长已告结束，如何缓冲经济风暴、寻找“埃尔多安经济学”外的新解方，都是短期无解的艰难课题，且2023年大选结果已经证明了，海外用兵、大力宣传似乎都不是完美解方。

在这种背景下，伊马姆奥卢的倒下，或许有机会为埃尔多安的政治生涯续命，却很难推动土耳其与“当代苏丹”的二度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