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汉朝建立之初，由于秦末大规模的战乱，导致海内残破至极，几乎到了赤地千里、十室九空的程度。按照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的数据，秦朝人口的峰值是3000万，但在汉朝建立之初却锐减到1300万。也就是说，战乱造成的人口净死亡数为1700万，约占秦朝人口峰值的3/5！而按照《史记》的记载，汉朝初年的各大都市，人口数往往仅相当于秦朝的20%-30%，也即超过2/3的城市人口死亡。

汉文帝画像

正因为秦末战乱的损失过于惨重，因此在汉朝建立后70多年间，一直奉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直到汉景帝统治晚期，人口规模才达到秦朝的峰值。对于汉景帝及其父汉文帝，史册不吝溢美之词，认为他们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见《资治通鉴·卷十五》）的黄金时代，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完全可以跟尧舜时期的“大治之世”相媲美。

如果只看史书的正面描述，那么“文景之治”的确令人憧憬，其成就值得歌颂。然而，当我们带着冷静、客观的心态，通过对史料进行深入分析，尤其是对当时重要人物的议论来做详细的解读，便会惊奇地发现：所谓的“文景之治”非但不像史书中描绘的那般完美，而且真相还异常残酷，如果非要称它为“盛世”的话，充其量也不过是勉强饿不死人的“盛世”。

汉朝农民驱使耕牛耕作版画

“文景之治”的残酷性最明显的体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常常被官方誉为“国本”的农民身上，而沉重的赋税和名目繁多的徭役无疑是造成他们苦难生活的“罪魁祸首”。根据史料记载，汉代的赋税约有二十种名目，主要是田税和人头税，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徭役。汉文帝父子在位期间，虽然田税降为三十税一，但人头税和徭役却很沉重，常常使百姓陷入倾家荡产、“生子辄杀”的绝境。

除了官府的苛剥外，来自豪强地主的压榨，也是农民生活陷入绝境的重要原因。汉朝初年，朝廷崇尚黄老学说，实行“无为之治”，这固然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但与此同时，却也助长了贵族、豪强和商贾等势力的“野蛮成长”。凭借着与官府千丝万缕的关系和极为雄厚的财力，这些人疯狂地兼并土地，从而迫使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或沦落为流民，或被迫成为他们的佃农。

汉朝地主豪强的田庄

兼并者集团在侵占大量的土地后，一方面向佃农征收高达50%的地租，一方面则按照朝廷颁布的税率，向官府缴纳税率极低的地租（三十税一，即3.33%），从中赚取到惊人的差价，迅速积累起庞大的财富。接下来，他们又会继续进行新一轮的土地兼并。如此循环往复，渐渐地便使得社会上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状（见《汉纪·武帝纪四》）。

“文景之治”时代的百姓生活有多苦？可以从汉朝中前期名臣晁错的奏章中窥见一斑。晁错是汉文帝、景帝两朝的重臣，官至御史大夫（三公之一，相当于副宰相），可谓位高权重，对国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早在汉文帝在位时，晁错便向皇帝递交一篇名为《论贵粟疏》的奏疏，在这篇流传千古的文章中，他以极为沉痛的笔调描绘农民生活的艰难，称：

晁错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见《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按照晁错的说法，当下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每年辛苦耕种一百亩土地，全部收成不过一百石（注：汉朝的1石，相当于今天的60斤）。这微薄的收成，农民在应付完官府的各种税目和徭役后，才能留作口粮。如果有幸赶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农民尚能填饱肚子，但如果不幸遭遇灾荒之年，则难免会忍饥挨饿，有甚者还要售卖儿女、田宅来完税或应付徭役。

董仲舒

汉武帝在位时，大儒董仲舒在给朝廷上书时，也以无比沉痛的心情谈论“文景之治”下百姓生活的现状。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在文、景二帝的治下，农民们穿的都是破衣烂衫，吃的都是如猪食、狗食一般恶劣的食物，如果不肯做豪强的佃农，只能等着饿死。在这种情况下，成千上万的饥民往往铤而走险，沦为强盗或土匪，官府即使狠抓一批、狠杀一批，也无法彻底禁止乱象。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见《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汉景帝画像

由上述史实来看，“文景之治”时期的汉朝百姓，在朝廷的苛剥和豪强的巧取豪夺下，劳累一生的结果，充其量也就是能吃饱肚子，不至于饿死而已，这就是“盛世”的真相。不过，跟暗无天日的秦朝末年和汉武帝时期相比，百姓们至少不会饿死，也不用去充当“炮灰”，基本的生命权和生存权能够得以保障。从这点来看，“文景之治”也有某种进步意义。

参考书目

司马迁（西汉）：《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班固（东汉）：《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司马光（宋）：《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