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7月19日，南靠紫金山，北倚长江天险，素有虎踞龙盘之称的六朝古都江宁（南京）在湘军的上百门大炮轰炸下沦陷，五万湘军从太平门长达五丈的缺口处蜂拥而入，长达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在湘军炮火和砍杀声中落下帷幕。 此时恰逢大暑节气，南京城里天气炎热、艳阳高照，然而这对湘军主帅曾国藩来说却是十分寒冷刺骨的一天。 曾国藩，这位小地主家庭出身的文人此时已任两江总督兼武英殿大学士，以钦差大臣身份节制苏、皖、浙、赣四省军务，统领湘军十五万大军。 全国最富庶的江南之地尽在掌握，如今随着太平天国灰飞烟灭，曾国藩成功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创造平寇第一功的不世伟业，声势威望达到顶峰。 然而在湘军将士为入主南京把酒当歌之时，曾国藩却彻夜难眠，如芒刺在背，北京紫禁城里的一双双眼睛无时无刻不在盯着他。 曾经起家于东北白山黑水间的满洲军事集团当年以十余万之众入主中原，成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者，二百年来一直未放松对汉人士大夫的监控防范，垂帘听政的慈禧素以阴鸷多疑著称，嗜权如命。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个亘古不变的权力规律，曾国藩不是不懂，思前想后不久，为了让慈禧放心，让朝廷放心，在一个月内连续裁撤湘军十二万，仅保留三万。 相比之下，李鸿章的淮军只象征性的裁了一万，保留六万。那么曾国藩在手握雄兵之下，为什么会如此悚惧？ 要知道，当时满清中央直接管理的野战军有两部分，一是江南地区的江南江北两大营，二是京畿地区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统率的满蒙八旗。 江南大营在1862年被太平军将领李秀成剿灭，而僧格林沁部队深陷对捻军作战泥潭，按形势，曾国藩完全可以效仿五百年前朱元璋驱逐鞑虏北上反清，或者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事实上湘军内部对此并非没有想法，早在1861年，湘军二把手胡林翼就曾以纸条相询“东南半壁无主，吾公岂有意乎？”，湘军水师主帅彭玉麟更是遣使送信，以“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表达劝进之意。 那么曾国藩为何还要“逆势而动”呢？ 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是儒家士大夫忠君思想。曾国藩从小就接受儒家思想教育，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作为当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在建立湘军伊始，就把忠君卫道的宗旨贯彻下去，平日里更是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 1854年2月，他率湘军倾巢出动，发表著名《讨粤匪檄》，声称: “太平天国运动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 这样一篇维护三纲五常的政治纲领就注定湘军是为保护清朝统治而生，如果曾国藩造反，相当于对湘军政治思想的自我否定，不仅师出无名，反倒坐实了自己的谋逆之罪，届时必将自取灭亡。 二是湘军自身的腐败。曾国藩的湘军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支普通的军队，而是具有人身依附性极强的地主私人武装集团。 打仗的目的表面上是忠君为国，但士兵们满脑子想的却是升官发财，不少湘军将领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贪污战利品，劫掠富户百姓，大发国难财。 随着南京城破，湘军的劣根性更是表露无遗，他们进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安民，也不是封赏，而是大肆劫掠。 短短数天，城内就被洗劫一空，太平天国贮藏的1800余万两白银都被湘军大小将领官兵瓜分。 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更是把南京所得的金银珠宝用船只车辆一趟接一趟送回湖南老家，迅速崛起为当地巨富豪强，很多普通湘军官兵在这次战争中凭借劫掠的财宝回乡买房置地，富贵余生。 此时的湘军战斗力甚至不如初期，说白了，湘军已经不具备再战的能力，当时全军上下的愿望是荣归故里，用抢来的财宝置办房产，招妻纳妾，翻身奴隶做地主。 号召这群乌合之众去“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简直天方夜谭。 三是清廷的分化瓦解之术。要知道，曾国藩虽然是湘军主帅，但湘军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在战争过程中，清廷怕曾国藩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特意提拔湘军内部将领，使这些原来是曾国藩的手下摇身一变成为与曾国藩平起平坐的地方督抚。 比如湘军将领刘长佑在1864年时被提拔至八大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幕僚左宗棠晋升为闽浙总督，自己单独掌管五万楚军，虽名义上是湘军分支，但却由左宗棠调遣。 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他手下的淮军在1864年发展到七万余人，武器装备在当时首屈一指，还有中外混合部队“常胜军”在手。 从纸面上的实力，李鸿章的七万淮军不低于曾国藩的十五万湘军，何必去支持曾国藩，为他人作嫁衣裳？ 因此权倾朝野、功高震主的曾国藩，顶住造反称帝诱惑，裁撤湘军，结果证明，曾国藩的裁军是明智而正确的。 1868年曾国藩被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回任两江总督，两年后病死于任上，朝廷念其功绩，封其谥号文正。 文正作为文官最高谥号，是历代文官梦寐以求想得到的，在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中，只有曾国藩有此殊荣，足见朝廷对其一生伟业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