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抗战中的普通人，能做出多大的事？

1937年冬，三十出头的王酉亭在南京三号码头泪别妻儿，独留南京，不能同船撤离只有一个原因，他不能让中央大学畜牧场从外国高价引进、饲养多年的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 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等成为日本鬼子的盘中餐，他必须带着这些动物一起走！

校长罗家伦撤离前给他的最后指示是：这些牲畜，可迁则迁，不可迁也可送人或放弃，不会怪他。作为当时高校的王牌，作为当时院系的王牌，中央大学农学院在全国可谓首屈一指，这些宝贝要是丢了，农学院的牌子就倒了，中央大学的牌子就破了。

时也，命也。

一支12人、1000多头牲畜、长达400米的西行大军就这样上路了，像沙漠中的驼队一样。行进非常缓慢，每天只能走一、二十里，牛马在前、背驮装有鸡鸭鹅兔的木笼，猪羊在后，就像一个流动的动物园。

粮草补给、喂养诊疗、值班守护全都成了新的困扰，尤其是花费。西行的前期经费，全部来自王酉亭个人变卖家产及学校很少的遣散费，这点钱很快就告耗尽。

王酉亭不得不致电重庆请求援助，校长罗家伦得知后惊喜交集，立即安排了汇转。

前路漫漫，困难重重。王酉亭一行，不但要遭遇盗贼、伤兵、土匪、甚至还要面临饥肠辘辘的难民……，历时近一年，1938年11月，队伍抵达宜昌。

此时此刻，在这个战时运转枢纽，这点动物真的算不上什么。王酉亭死缠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不放，有感于他的义举，最后卢指示公司，利用船上每一个空隙，把这些动物带上。

罗家伦晚年在回忆录中写到：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

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赶牛的正是王酉亭和三个技工，好像塞外牧羊的苏武归来一般……

对此，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经感慨道：抗战时期有两个大学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全被日本人炸死了；中央大学鸡犬不留，是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一个普通人的抗战，一个大写的人，场长王酉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