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知道政治局是分两派的，周恩来对高层的内部矛盾是了如指掌的。 两位伟人都是明察秋毫的领袖。 在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的领导才能开始在井冈山得到体现，他带领红军在不断的围剿中取得胜利。然而，随着红军下山南下并开辟中央苏区，毛泽东面临的挑战和干扰也日益增多。 1929年5月，刘安恭从苏联回国后被派到闽西担任临时军委书记。这期间，关于前委和军委的职权界定引发了较大争议，这直接导致毛泽东在红四军的七大、八大上被撤销前委书记职务。 进入1930年10月至1931年10月，尽管项英曾代理近9个月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但由于项英在军事上的经验不足，毛泽东依然是决策的中心。在这一年间，毛泽东几乎独立指挥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每一次都取得了显著的胜利。在这些胜利中，毛泽东的词作《渔家傲》描述了红军消灭敌人的壮举。 1931年，中央苏区的政治环境再次变化。尽管毛泽东短暂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并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他大部分时间却受制于执行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中央局。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政策和决策权再次受到削弱。 1933年，临时中央抵达中央苏区，毛泽东的政治立场和军事策略遭到博古等人的强烈批评。这一阶段，毛泽东的权力和影响力显著下降，导致他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转为专注于政府事务，直至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 在所有这些政治动荡中，1932年4月毛泽东在无中央干预的情况下，成功指挥了漳州战役。他与周恩来的协同作战不仅展现了高效的战术执行力，还通过攻占漳州海口，对时局产生了重要政治影响。这次胜利虽然显著，却被临时中央视为违背了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原则，毛泽东因此被指责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因战略分歧被免去所有军职。此后，他的影响力暂时受限，直至遵义会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才得到重新肯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和毛泽东共同经历了多次战役和战略部署的调整。他们在红军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开始共同商讨军事和政策决策，共同面对党内外的各种挑战。1929年的“二月来信”是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观点的一次误判，建议分散行动，这在当时受到了毛的批评，但这次经历反而加深了双方的理解和信任。 1931年底，周恩来正式进入中央苏区，开始接管苏区中央局的日常事务和军事指挥。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多次在关键决策时刻考虑并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尤其是在攻打赣州的战略选择上，尽管最初忽视了毛泽东的建议，导致了攻击失败和重大损失，但这次失败对周恩来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漳州战役的成功，是周恩来和毛泽东合作的一个转折点。这次战役之前，毛泽东提出了直接攻击漳州的策略，周恩来在了解了地方情况和毛的战略分析后，决定支持毛的计划，改变了原先的部队行动方向。 此外，漳州战役的胜利还对中央苏区的政治和军事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不仅扩大了中央苏区的政治影响力，还为红军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必要的物资和财力支持。同时，战役的成功也为开辟新的革命战场和拓展红军的活动范围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闽南和粤东地区。 在1934年至1935年的长征过程中，中共红军经历了关键的战略转变。湘江战役后，中央领导层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一方面，博古和李德主张坚持原计划，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另一方面，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提出了北上遵义的新方向。这一争论在接下来的一系列会议中得到了深入讨论。 1934年12月，在黎平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支持毛泽东的北上策略，并强烈反对原定计划，为遵义会议的召开铺平了道路。周恩来的坚定立场和他在会议组织上的精心筹备。 进入1935年1月，遵义会议成为转折点。王稼祥是召开此会议的主要倡议者，他主张结束博古、李德的领导地位，强调必须有新的领导来纠正当前的错误方向。在会议中，张闻天作为关键发言人，他率先发表了反对博古和李德的“反报告”，提议毛泽东重新担任军事指挥权。张闻天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支持，特别是他起草的会议决议，直接影响了会议的最终结论。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逐步确立了其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地位。这一变化得到了周恩来的坚强支持和推动。周恩来不仅在会议上承担了重要的组织和主持工作，还在关键时刻作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他的“副报告”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原因，并主动请求免去自己的军事领导职务，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周恩来的这一行动深受与会者的认同和支持，极大地增强了毛泽东的权威。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并在途中进行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和决策调整。特别是在苟坝会议上，周恩来作为新成立的“三人团”负责人。 来自 史全伟作. 乱云飞渡仍从容[M].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