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春节前，冬天的江南冬雨连绵阴冷阴冷，天还没亮，我们一行人（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戴着“行刑”红袖章的法警行刑队、公安局警戒干警、武警战士）荷枪实弹，钢盔泛着阴沉的光，便到了看守所。

这时，看守所除所长外的干警才知道今天有行刑任务。被惊醒的牢里人犯一阵骚动，有经验的几进宫人犯马上就明白了，叫醒牢里二审死刑等待裁定人犯（那时为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八 种严重暴力犯罪死刑裁定权限归省高级法院，包括执行死刑命令），心惊肉跳地等待被喊到名字。

如果没被喊到，像捡了一条命一样兴高采烈还能苟活些天，那些中大奖的（被喊到的），就没那么幸运了。

一般故意杀人犯会镇定些，小偷（盗窃犯）和其他罪种的人犯心理承受能力弱，立马腿脚打软，只能被架出来，还有不能自持的就尿了裤子。

重大节日前为震慑犯罪，让百姓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这次共集中枪决26名人犯。 有一对表兄弟人犯叫某高飞、某逃跑，这回既没办法“高飞”出这大墙，也没办法逃过摊上今天的大事儿，因为是盗窃累犯，这次是以盗窃4万多元人民币被执行死刑。

人犯们被从牢里提出来，集中在我们平时提审用的一条大走廊旁的一个个审讯室内，法官当场宣读终审裁定和执行死刑命令，并让人犯签名画押，由我等监斩检察官在验明正身的文件上签字。

这时伙房炊事员拎了一个塑料桶，里面装着昨天晚上剩的干馒头和几个榨菜疙瘩（可能是不知道今早有行刑，没有事先准备吃的），一路从走廊过来，挨个问有没有要吃饭的，多半人犯不想吃。

又一个伙房炊事员拎了一个装着水的塑料桶，一手拿着水瓢，问人犯谁喝水，多半也是没人喝。“哗”的一声，来人当场把水泼进下了水道，表情麻木，动作很麻利，早已习以为常。

这时人犯被白色的麻绳五花大绑起来。有的外强中干强装镇静还和干警说着笑话，并要根烟抽；有的闭着眼睛一声不吭流着泪；有一个女人犯（据说是红杏出墙谋害亲夫）一直嚎啕大哭。

有一个法官将死刑裁定书塞进人犯的衣襟里，半开玩笑地说道:“这是你到阴曹地府的通行证，带好。”

这也许是在缓解人犯的精神压力，轻松一下气氛，但并不好笑的黑色幽默，让人犯哭笑不得地咧了咧嘴，终于没能笑出来。

走廊里有两个女法官，一个20多岁、一个40出头，二人在登记完表格文件后，闲着无事在聊天。好像在说头上扎的发卡是在某某宫买的（小商品市场），还有家长里短的婆妈事儿。

只听那年轻的说到: “啥时候打完靶啊？还不快点，完事了咱俩去某某宫我也买一个。”

打靶是我们常说的枪毙，我不确定人犯是否听到了她们的谈话，若听到心里又会是个啥滋味。

天还没大亮，刚出看守所没多远，隐约只见在路旁的乱草丛中有一伙男女老幼在哭天抢地，但没敢追赶警车。也许是某个人犯的妻儿老小事先得到了小道消息，在此送他们的亲人最后一程，也许是压根就不知道何日行刑，在此守候许多天了。

车队直奔郊县某靶场，警戒线早就就布好。附近的村民早就有了经验，一听到尖利警笛声，看见呼啸而来的大队警车就知道又有热闹看了，不知道都从哪儿冒出来的，扶老携幼呼呼啦啦地站在警戒线外的高坡处，像是在赶集，但又充满了惊恐中的亢奋。

我见到了几个女老百姓在警戒线内，一问才知是我们内部人私下带来看枪毙的。原来有的女人对血腥更好奇、兴趣更大。

人犯们被架下了车，一字排开站好队，由法官逐一照相，之后就被命令转过身去跪下。因为间距太小，有的被命令左右串一串位置，他们真的很听话彼此挪了挪地方，直到跪的地方脖子上挂的牌子不相互挤到为止，那个女人犯还在哭着。

只听得一声号令，手枪在离头一两尺地方一对一地齐射了，血从后脑一下飙出一尺来高，人犯应声向前匍匐倒地，真的跟死猫死狗一样一动不动。但仍有一个在地上疼得打滚哇哇大叫，枪打偏了，没死。

只见一个行刑法警的头儿（别的队员只给了一发子弹）提着手枪一脚上前踩住人犯，高叫道:“别动！别动！我给你补一枪。”那人犯就真的一动不动等着结束。

最后一枪响了，一切都结束了，包括他们的罪孽和最后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恐惧。我们又把每一个人犯尸体翻过来，拍照，随手捡一根草棍拨弄掉弹孔上的血土，方便记录下着弹点，随着照片存入案卷，彻底了结了案件。

这就是我第一次监斩经历，之后参加了几次记不清了，因为麻木了、职业化了。再之后，在我手上公诉被判决死刑的人犯就更是记不清了。不过，只是干了一年多的公诉，就去反贪局搞侦查审讯了，不再管谁死谁活这类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