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柳先生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出 1300 元托车从温州到重庆，车一到，居然被物流公司索要 4000 多元费用，柳先生当场撬车走人！

素材来源于：天天 360 新闻 柳先生突然接到电话，说有一辆白色的奔驰，让他赶紧去取。柳先生特别高兴，问：“在哪里呢？”

对方说：“正在我们物流公司的园区里。”柳先生有点诧异，说：“我们协商的地点是另外一处，为什么在你们公司园区呢？”

对方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是一名男子让我们帮你托运过来的，到时候你付我们 4000 元钱就可以了。” 柳先生很诧异，说：“我的钱已经付给了那名男子，为什么还要付钱给你们呢？”

物流公司的人说：“这辆车是到付呀，肯定该你出钱了，你们是怎么协商的？我们不知道，反正那名男子使用的是到付。” 柳先生纳闷了，说：“怎么回事？我都付给对方 1300 元钱了，对方保证给我送到重庆，现在怎么还要让我出 4000 多元呢？显然不合规矩。”

于是他悄悄地来到园区，找人开了锁，直接将车子给开走了。 而物流公司的人突然发现车子不见了，这可怎么办？

他们直接联系柳先生，问他看没看到车子？对方说：“我已经开走了，这辆车子的运费我已经出过了，所以我不可能再给你们。” 最后，物流公司赶紧报警，毕竟这可不是一件小数目，车都被人开走了，他们怎么要到运费呢？ 最后，民警联系到柳先生，对方也是振振有词，说：“我并没有做违法的事情”，并且还把 1300 元的付款截屏发给了民警。 这是怎么回事呢？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大家又赶紧联系到了那位男子。 那么，这位男子又是谁呢？柳先生又和他怎么认识的呢？ 原来柳先生是做二手车行的，平时收购了车，就会从外地运回来。有一次，他碰到了这位男子，知道对方也是帮别人运车的，于是就留下了电话号码。 而这次，柳先生在温江收购了一辆车，正愁不知道怎么运回来的时候，就联系上了这名男子，对方振振有词地说，我可以 1300 元给你运回来。 所以柳先生特别信任对方，直接就转了 1300 元过去，等着提车。 确实在几天后收到了车，但是物流公司却另外还要交 4000 多元才行，这才让柳先生大怒直接将车开走了。 而男子的说辞和柳先生有区别，对方说：“我答应的是在温州车管所开到托运的地方，需要 1300 元，我可没有承诺从温州给你托运到重庆是 1300 元呀。” 原来他们协商的时候有信息差，讲的地点不一样。那么，温州的车管所离温州的托运公司到底有多远呢？最后联系上了当天去车管所开车的人。 对方说他们是平台的，接到单后就去开车，可能有 20 几公里，男子也只付给了他 100 元钱。 如果说 20 几公里就需要 1300 元，这也太贵了，并且人家司机才收了 100 元，那么那位男子就净赚 1200 元，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呢？ 虽然大家对当初他们谈业务时的内容发出了疑问，1300 元不可能只是从车管所到物流公司，但是又没有证据，毕竟两人是电话联系，没有录音，所以现在是口说无凭。 柳先生已经上报给了相关部门，并且也提醒大家，以后类似这样的事情一定要签订合同，不然到时候吃亏的是自己。 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首先，柳先生与负责托运的男子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

尽管双方是通过电话协商且未录音，导致在具体运输范围和费用方面产生争议。

但根据《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 对于男子承诺的运输范围和费用，如果柳先生能够提供其他相关证据，如聊天记录、证人等，来证明双方约定的是 1300 元将车从温州托运到重庆，那么男子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合同。 其次，物流公司在未与柳先生事先明确费用的情况下，要求柳先生支付 4000 多元的额外费用，可能构成违约。

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再者，柳先生未经物流公司同意撬车开走的行为存在一定不妥。虽然他认为自己已经支付了合理的费用，但这种自行处理的方式可能侵犯了物流公司的合法占有权。 最后，关于双方的纠纷，由于缺乏明确的书面合同和有力证据，使得责任的判定较为困难。

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七十条，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

这也再次强调了在经济交易中签订书面合同的重要性，以避免类似的纠纷和争议。

这件事，大家又是如何看待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