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诛杀宇文氏王公、平定“三方之乱”事件的发生，隋文帝杨坚已经彻底扫除了自己代周上位的障碍，而韦孝宽平定尉迟迥之乱后，却没有驻守军队控制邺城，而是“移相州于安阳，其邺城及邑居皆毁废之”，直接摧毁了这一北朝时期黄河中下游重要的中心城市。既然隋文帝的军队已经进驻邺城，那为什么不加以发展利用这个繁华的旧都，而是要彻底毁坏呢？《隋书·帝纪一·高祖》中记述，隋文帝并不想再让反对者学习尉迟迥第二次在这里起兵造反来威胁自己的统治，这个原因虽然直接，但受限于正统史观中对于帝王的美化，却浅显疏漏，未能给出具体解释。
一、魏晋南北朝邺城战略地位
隋文帝拆除邺城源于邺城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地位对于关中的隋文帝威胁十分巨大，在乱世诞生以邺城为根基割据一方的多个政权和隋文帝时代的多场关于邺城的战争教训，是隋文帝拆邺的地缘战略考量。
1.邺城军事地理环境基础。邺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崤山以东黄河下游流域乃至整个北方的重要城市之一，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个政权先后定都于此，堪称六朝古都。谭其骧先生曾说“：历代统治者主要是根据经济、军事、地理位置这三方面的条件来考虑，决定建立他们的统治中心———首都的。”而邺城就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
十六国时期石勒的谋主张宾就曾评价邺城“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山河四塞”，并谏言石勒“宜北徙据之，以经营河北，河北既定，天下无处将军之右者矣”。可见邺城是一个具有争雄天下潜力的地方。从地图宏观视角来看，邺城位于黄河以北地区的咽喉位置，是整个河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其傍漳河而立，西接太行滏口陉可至山西，南渡黄河黎阳津即到中原腹地洛阳，北部则承接了整个燕云之地，向东达滑县则可通往山东半岛，足以证明其地四通八达，可谓“据河北之咽喉，为天下之腰膂”。
邺城位于华北平原北部，其所在的河北地区在汉魏时代归属于冀州或司州，而冀州之地一直是耕地众多、人口稠密的地方，也可见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地区中心城市的邺城，能有效串联、调动整个黄河以北地区大量的人力与物力。
再看邺城本身，可谓是“山川雄险，原隰平旷”，其地处滏、漳两河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又处在太行山山麓延伸出的地方，黄泛区中地势较高之地，较少受到洪水影响，所以邺城地区“富饶所资也”，农业生产十分发达；邺城附近的河流也在曹魏时期开始广修渠道以互通，这样可以兴水利灌溉，也能引河为城防之渠；后经过曹操筑三台，石虎、慕容俊扩修以及东魏北齐新筑南城的几次复建与规模的扩大；加上历代统治者在此聚集贤才，河北门阀世家又为历代统治者重儒所吸引，纷纷来此。邺城俨然已经成为一座城防极高、储备极大、人口众多、文化繁盛而可行帝王之业的大都市，其发达富足程度在同时代能与周隋都城长安相媲美。
2.北朝末期邺城在相关战争中的地位。北朝末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北方重新陷入动荡，魏分东西，这使得具有极高军事价值的邺城在动荡分裂期战略地位更加显著。邺城除地理上位于河北咽喉之地、经济上富庶外，军事上也能快速集结山东的力量与关中政权对抗。昔日高欢起兵反尔朱氏，挖掘地道攻克邺城，“一战而霸业遂成”，河北之地势力无不归附，这才得以立足，彻底讨灭尔朱氏占据北魏半壁江山。后来高欢掌握大权，立元善见为帝，建立东魏政权，并且挟持北魏宗室和百官，决定避开两魏交锋前线、战乱不断的中原河南之地，向东迁都邺城以对抗西魏，“是时兵力雄胜十倍于关西矣”。可见，山东的势力是要力压关中地区的，而邺城则是集中这些力量用来对抗西魏的核心。后来北齐朝廷腐败、士无斗志，最后为周武帝领兵征服。
在此期间，武帝曾冒进，在攻晋阳时作战失利险些殒命，内心大受震动准备撤军，宇文忻大怒，直言进谏，劝阻武帝不要退兵，并分析形势道：“今伪主奔波，关东响震，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鼓励武帝应当趁北齐未从邺城河北之地集结更多军队之前，一鼓作气讨灭北齐，后来武帝果然坚持到底，攻克晋阳后马不停蹄直接出太行山兵临邺城，一举攻灭北齐。如果说拿下晋阳是歼灭了北齐的鲜卑主力，那么拿下邺城才是使得北齐政权彻底瘫痪的关键，让北齐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大规模的军队来继续负隅顽抗。
时间来到隋文帝的时代，尉迟迥之乱的爆发，将邺城的战略价值和其对关中威胁直接展现在了隋文帝面前，“高祖忧之，忘寝与食”。尉迟迥和侄子尉迟勤起兵，尉迟迥所管辖的地方有相、衡、黎、毛、铭、贝、赵、冀、瀛、沧等州，其侄子所领为青、光、胶、莒之地，外加支持尉迟迥的地方刺史和北周宗室，一时占据河北、山东之地。尉迟迥以邺城为中心，影响力瞬间波及北齐旧地，关东地区人心浮动，此时河南的核心洛阳也想起兵响应尉迟迥，幸遇韦孝宽处理及时，扣押试图谋反的鲜卑驻军，稳住洛阳人心，这才未使事态迅速恶化，也为隋文帝反应和部署留出了时间与空间，避免关中直面山东地区由邺城集结并随时出动的军事威胁。
如果此时尉迟迥快速集结力量，从邺城南下，沿着黄河南北进军攻下洛阳，将快速席卷整个河南之地，兵临潼关，那么隋文帝心中谋划的大业就将付之东流。在此事态严重之时，隋文帝急令老将韦孝宽率关中部队东出，并派遣心腹高颎等人协助。韦孝宽率军在怀县、邺城两场关键大战中彻底击垮了尉迟迥大军。尉迟迥见关中大军兵临邺城之下，自知大势已去，遂自杀。隋文帝对邺城的力量深感震惊与不安，为了避免日后再有人以此为基地反对他，便趁此机会直接彻底夷平邺城，迁移民众，毁灭了这个古都。
二、关中集团与山东集团对抗与合流下的邺城
邺城在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乱世里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围绕在邺城附近的世家门阀几百年间在这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势力，对于隋文帝所处关中集团和山东集团间的地缘博弈上升到新的大一统国家政权基础的层面时，围绕在邺城旁两个政治势力集团的对抗与合作，是面对天下即将回归一统过程中，隋文帝拆邺的政治考量。
1.东西对抗局面下的东部核心邺城。自汉末以降五胡入华以来，四百年的乱世分裂使得世家大族纷纷选择自己的“代理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慢慢在南北朝末期时，伴随周、齐、陈三国形成了三个不同的地区性大集团，分别是北周的关陇集团、北齐的山东集团、南陈的江南集团。这些地区性的大型政治、军事集团，往往充斥着功臣宿将和门阀世族搭建起的复杂利益链条，跟随着自己效忠的皇室盘踞在三座都城，即长安、邺城、建康。
其中，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是随国公、柱国独孤信麾下大将军，出身关陇显贵的杨坚自然把自己的集团利益放在优先位置。为了自己能够获得人心取得日后帝位，其矫诏辅政后立刻“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百姓安稳，人心归附，关陇集团统治阶层纷纷抛弃宇文氏而归附杨坚，因此杨坚迅速控制了长安政局，得以借帝名号令北周全境。
关陇集团的核心在长安，山东集团的核心在邺城。同为外戚的尉迟迥为了争夺“主少国疑”背后的政治利益而于北齐旧地起兵反抗，此时北周灭齐并未经过几年，“时东夏初定，百姓未安”。隋文帝则不能不考虑山东集团是否会进行政治投机，支持尉迟迥谋求重新割据黄河中下游地区。此时山东集团新附北周，北齐旧将、河北世家未能在北周武帝、宣帝两朝寻求到上升空间，如果此时为了自己的利益选择跟随尉迟迥，以尉迟迥的影响力，以邺城为核心，重新架构起山东集团自己的政治框架，号令整个北齐旧地，那么北周过去灭齐的努力将付之东流，甚至强大的山东地区反过来还能摧毁关中集团的势力，所以隋文帝急切出兵直逼邺城，快速扑灭尉迟迥的反叛。
尉迟迥的反叛被迅速平定之后，隋文帝也观察到了山东集团并没有支持尉迟迥，而这次没有跟随叛乱或许是因为尉迟迥不是他们支持的理想对象，但是下次若是北齐旧势力的代表人，诸如逃亡的某高姓皇族、本地大族的代表人、北齐德高望重的旧将子嗣，他们是否会果断支持呢？隋文帝不能想象，也不能容忍这种风险，所以彻底摧毁邺城这个山东集团聚集的核心，从根本上打乱山东各方利益链条，这才是隋文帝眼下的当务之急。邺城本身代表着四百年来聚集在它周围的河北门阀势力，也聚集着后燕北魏以来的鲜卑军事集团，是一个集团的缩影，是乱世分裂各方中一大势力的大本营，本身具有极高的政治意义。为了维持关陇集团在北方的利益和消除日后隋王朝统一后地方潜在的分裂因素，这一东西对抗中不利于己方的核心地区，必然要从王朝的版图上抹除。
2.东西合流下邺城的衰落。尉迟迥起兵之初，响应者甚众，但是在绝大部分响应尉迟迥的势力里，山东集团并没有太过积极，持观望态度者占大多数，除了少数希望复国或阴谋投机的北齐顽固人员外，河北门阀几乎没有直接参与其中，原因在于尉迟迥是北周外戚，本人也出自关陇集团，对于这场外戚大战或者说关陇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北齐旧将、河北世家门阀态度冷漠。他们对于北周快速变换的朝局持观望态度，一方面是对已灭北齐朝廷的厌恶，但更多的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希望在北周新的统治者治下谋求自己的利益，而不能轻易跟从。
伴随着隋文帝掌控北周权力日益稳固，两个集团间的矛盾冲突逐渐让位于天下统一的大势，两个集团间关系的缓和，是作为日后即将统一天下的共主隋文帝应当考虑的事情。隋文帝虽然站在关中本位的基础上，但为了整合统一之后的天下，也不能不考虑照顾和融合其他势力团体为己所用。昔日北周灭齐后，北方合流一体，当年追随魏孝武帝西入关中的山东士人也开始倾向于回归故土，同样，受北齐政权打压的河北士人也想西入关中在新朝新主手下追寻上升空间。武帝早逝而宣帝短命，这两朝短促，对于这些出现在关陇集团和山东集团间逐渐打破界限的现实问题未能顾及，现在摆在了隋文帝面前，为了弥合东西为己所用，隋文帝摧毁邺城这个山东集团中心，防止山东集团在此割据成为一股新的反对力量。
邺城虽然被毁灭了，可是邺城背后的山东集团，那些河北士人，那些北齐旧臣，并没有立刻消失，他们需要接受现实，考虑自己的利益。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吸纳他们的力量，隋文帝并没有完全打压山东的各方势力，而是安抚了那些回归关陇集团的山东士人，同时又重用山东积极投身关西者，比如高颎、李德林这些山东士人，他们就是于北周灭齐到隋文帝矫诏夺权这段关键时期进入关中入仕，并投入隋文帝帐下成为其心腹，且在日后于开皇年间成为隋朝重臣。
大象二年（580）十二月，诏曰：“诸改姓者，悉宜复旧。”这既是隋文帝消除昔日宇文氏影响力的举措，也是向全天下表示其治下胡汉矛盾平缓，东西关系和隔阂逐渐消弭的信号。后来隋文帝建立隋朝，数次让山东地区也举荐贤才，招募任用山东士人，为此表示：“朕受天命，四海为家，关东关西，本无差异，必有材用，来即铨叙，虚心待之，犹饥思食。”随着隋文帝的统治面向全国，邺城为核心的山东集团里的大多士人，都投入了长安周隋的中央朝廷之中，邺城的毁灭也使得隋文帝分解并吸收了山东集团的力量，邺城代表的山东政治势力转投关中新王朝，东西由对抗转为合作，东魏北齐时代邺城所代表的山东区域性的政治利益不复存在，就此终结。
三、总结
隋文帝拆除邺城的直接目的是防止山东地区再有人于此地起兵反抗，但是这一北方地区的重要历史古都被彻底摧毁，以致于再难复起，最终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其本身并非隋文帝一次毁灭这种偶然原因，而是魏晋南北朝四百年乱世终结的必然结果。唐代房玄龄等人在编纂《晋书·地理志》时，就对邺城所在冀州之地作出切实的概括：“乱则冀安，弱则冀强，荒则冀丰。”作为冀州的代表，邺城兴起在汉末战争的天下动乱中，最后也消亡在了天下归一的大势里。伴随着周武帝一统北方，隋文帝南下灭陈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地方割据势力逐渐消弭，新生的隋王朝通过中央集权将大一统王朝的力量聚集在了大兴城或者东都洛阳，邺城作为地区性的重要城市则尾大不掉，注定会被人为拆除，而它背后聚集起来的地区性人才物力都会被新帝国的核心吸收走，它的覆灭也就成了必然之事。
如此，邺城的毁灭便成了旧时代的落幕，但更代表着新时代的开启，这一承载着魏晋南北朝河北地区性文化与民族融合的古城最终消逝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可是它留下的历史成果，也可以说是四百年来民族融合与社会进步的发展成果，并没有消失，隋文帝对于邺城的拆解见证了中华大地分裂即将结束，新生统一多民族的隋王朝登上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