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元帅修改并重新确定我军各种称呼：“伙伕”改为“炊事员”、“马伕”改为“”“”饲养员”、“挑伕”改为“运输员”、“传令兵”改为“通信员”、“号兵”改为“司号员”、带兵的统称为“指挥员”、当兵的统称为“战斗员”，一起统称为“指战员“”。   （信息来源：【1】2016年06月20 北京日报 《把“红校”办成“红埔”》【2】2021-12-05共青团中央 《学霸元帅！“炊事员”“饲养员”的称呼都是他给改的！》 ） 刘伯承，这位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传奇人物，不仅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力闻名于世，更以其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和教育情怀，在我军的军事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36岁那年，刘伯承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远赴苏联留学，尽管已不是青葱年少，但他依然以惊人的毅力和勤奋，在短短两年内精通了俄语，达到了专业水准。   归国后，他将所学所思倾注于笔端，翻译了大量俄文军事著作，以期提升我军的军事理论水平，这份求知若渴、志存高远的品格，正是革命者不可或缺的宝贵品质。   1931年8月，当刘伯承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兼教育长时，他深知肩上责任之重大，在他的主持下，军校确立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学员全面发展的教学方针。   同年11月，他更是亲自走上讲台，讲授军事理论课。刘伯承深入浅出、旁征博引的讲解，赢得了师生的一致好评。   刘伯承对军事教育的热忱和投入，在他担任红军学校(后来的红军大学)校长期间达到了巅峰。他以“”“”红埔“”“”为目标，力图将红校打造成培养军政干部的摇篮。在他的努力下，红校的教育内容日益丰富，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大批优秀的军政人才从这里走向革命斗争的前线。   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对革命者意志品质的一次严峻考验。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民族解放斗争，这期间，刘伯承先后担任八路军115师师长、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等重要职务。   面对日寇的铁蹄，他深知打赢这场战争，关键在人，在干部，因此，他不遗余力地推动军事干部的培养工作，在115师，他创办了沁县军政干部学校，源源不断地为部队输送优秀指挥人才。   1940年，他更是主持编写了《战斗条令》，这部著作对全师的军事训练和作战指挥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刘伯承的倡导下，我军的军语体系也经历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他将“军官”改称“指挥员”，“士兵”改称“战斗员”，同时还将“伙夫”更名为“炊事员”，“传令兵”改为“通信员”等。 这一改革，不仅仅是称呼的改变，更是一种价值理念的更新，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平等精神和革命性质，这些军语的变化，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称谓沿用至今。   随着三大主力红军于1936年12月的胜利会师，红二、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也随之编入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刘伯承出任副校长兼第二分校校长，继续为革命培育英才。   1937年3月，第二分校迁至甘肃庆阳，改称抗大步兵学校，标志着红军大学这段传奇的历史宣告结束，但刘伯承和他的同志们在红军大学播撒下的革命火种，却从未熄灭。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红军大学坚持“边打仗边办学”，成功保护和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和各级干部，显著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和组织力，这些宝贵的经验，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教育树立了一座里程碑。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院长兼政治委员，在这个岗位上，他继续发挥着他的教育才能和领导力，他还高瞻远瞩地提出，做军事翻译必须具备外文好、中文好，并懂得较多军事知识的三个条件。   在他的悉心培养下，新中国第一批军事翻译人才脱颖而出，成为我军军事教育的中坚力量。   纵观刘伯承的一生，他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无论是在中央军校、红军大学，还是在新中国的军事院校，他都亲自制定教学计划，开设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课程，力求为学员提供全面而系统的军事教育。   他还善于创新教学方法，譬如用实物模型来讲解天文知识等，使深奥的理论变得通俗易懂，深受学员欢迎，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我军的军事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如今，当我们回望刘伯承将军的光辉一生，他那求知若渴的学习精神、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忘我投入的教育情怀，无不给人以深深的启迪和感动。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军事家办教育”，什么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他的教育理念和实践经验，不仅是我军军事教育的宝贵财富，更是整个民族教育史上的一笔瑰丽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