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铁腕整文风：大臣万言奏折换一顿板子 朱元璋决心改革文风的导火索,是发生在洪武九年(1376年)的茹太素奏折事件。 那一年,朱元璋下令群臣上书评论朝政。没料到一名浙江官员茹太素竟上奏了一份篇幅冗长、语言晦涩的折子,引发了朝野震惊。 据明史记载,茹太素的这份奏折长达上万余言,用词晦涩拗口,行文冗长罗嗦,令人难以理解其中的实质内容。 朱元璋看后大为恼怒,当即传旨问责茹太素。经查,茹太素的奏折确有一些可取之处,但整体来说存在诸多弊病。 面对这份粗劣的奏折,朱元璋大发雷霆,命人将茹太素拉下狠打四十军棍,以儆效尤。可见,朱元璋对冗长拗口的文风是何等痛恨。 在朱元璋看来,这种晦涩难解的文体不仅增加了阅读负担,更可能让贵重的见解和建议被语言的糟粕所掩盖。 事后,朱元璋在夜间再读茹太素的奏折,却意外发现其中不乏有益的内容和见解,这令他深受触动。 作为勤勉务实的开国君主,朱元璋极其重视实干实绩,而痛恨虚文浮夸。他经常教诲太子朱标:"为官者应当办事勤恳,言语简练。" 正是这种勤政作风,令朱元璋每天工作负担异常繁重。据说,他每天在朝会上批阅奏折就要花去数个时辰时间。如果奏折冗长晦涩,不仅加重了他的工作负担,还可能让宝贵的见解被冗余文字所掩盖。 经过反思,朱元璋深刻认识到官场文风陋习不仅浪费时间,更会埋没真知灼见。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彻底改革官场文风,杜绝冗长晦涩、繁文缛节的陋习,将繁琐的文书简化为朴实无华的白话文体。 为有效推行改革,朱元璋亲自制定了新的奏书格式,对奏章的篇幅和内容都作了具体规范。他明令奏章字数不得超过500字,内容务必简明扼要、切中要旨,不得冗长啰嗦。 对于不合格、冗长拗口的奏章,朱元璋亦规定了严厉惩罚措施,包括拘捕、鞭笞等等。这些铁腕手段,正说明了他推行文风改革的决心。 为全面推行文风改革,朱元璋命令群臣制定了《案牍减繁式》,对各类文书格式提出明确要求。这部文书规范明确规定,文书用语力求通俗精简,避免使用艰深晦涩、难解难懂的词汇和句式。 此外,朱元璋还亲自编纂了一部专著《御制行移减繁体式一册》,收录了一些常用文书的标准范式。这部典籍着眼于减少文书冗长拗口的弊端,对文书格式进行了大幅精简,开创性地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官箴文体。 在朱元璋和御史等人的大力推行下,这场改革文风的措施很快在朝野上下落实开来。一时间,大部分奏章和公文遵循了精简明了的新规范,不再像以前那样罗里吧嗦、语无伦次。 这一变革不仅大大提高了朝政办事的效率,更重要的是避免了贵重的见解和决策被冗余啰嗦的文字掩盖。从某种程度上说,朱元璋的文风改革打击了明代官场长期流行的繁文缛节陋习,回归了传统文风中朴实无华的风格。 改革对明代官箴文体的影响是深远的。从此以后,虽然晦涩难解的文体未能完全绝迹,但务实朴素的文风确实成为主流。 大量政府文书开始采用质朴的白话文体,简明扼要、切中要旨。这样的变革不仅契合了朱元璋勤政实干的施政风格,更为后世官场文书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纵观朱元璋这场整治文风的革命,其背后不仅折射了明代开国君主的英明决断,更彰显了朱元璋勤勉务实、雷厉风行的为政风格。对文风冗长啰嗦的斩钉截铁,源于他厌恶虚文浮夸、重视实干实绩的理念。 通过改革,朱元璋成功地将文书从晦涩繁琐的旧体式中解放出来,推动官场文风向朴实简洁的新风尚转变。这不仅提高了朝政效率,更为明代开国初期注入了一股崭新的务实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