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进入青铜器时代的王都内，肯定有冶铸成器的铸铜作坊。
可以说，青铜冶铸是一项需要调动举国人力、 物力才能完成的超级工程。
也就是说，谁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谁就几乎可以垄断暴力部门，进而建立起一种权力更加集中、稳固的统治模式。
认定一个铸铜遗址的基本材料包括熔炼遗物和遗迹（金属锭块、坩埚、炉壁和熔渣，红烧土产地或加工铸型遗迹）、浇铸遗物（范、芯和浇口、飞边等金属残余）、产品或废品。
例如，石峁城的发现，迄今报道只有铜器和石范，且未介绍它们的赋存背景。发掘报告更未涉及到任何与熔炼铜的炉具、炉渣、碎铜、木炭等遗物，以及铸造铜器场所的遗迹，同样没有证据说明石峁城存在铸铜活动乃至铜工业。所出铜器甚至石范有可能属于传入的物品，年代也待进一步判明。
在陶寺遗址中，迄今还没有发现熔炼铜的炉具、渣等及铸造铜器的范，即没有证据说明陶寺文化有铸铜活动，也不能说明陶寺出土的铜器产自本地。至于有学者据陶寺遗址附近没有铜矿，推断“今后也不会发现大型炼铜遗址或铜器铸造的手工业作坊”，虽有武断之嫌，但因齿轮形器为砷铜材质而判为外来品，并对铜铃的材料来源也存疑，可称自洽。
但是，如果说中原青铜技术受到近东和中亚的影响，应当发生在公元前三千纪末或前两千纪初，也即现在认定的陶寺文化、石峁古城和二里头文化年代，但无论是石峁石范、东下冯石范，乃至商周及其以后的石范，均未出现过如前所举近东那样的精细者，个中抵牾也应是中原冶铜术西来说要回答的问题。石峁发现的石范，也同属偏远地区的赋存，说其对中原青铜技术发生影响，证据可能不够充分。
所出土的材料确证二里头青铜器没有锻造品，系由泥范块范法铸造成形，并由此肇建了中原独特的技术体系和传统。从中原地区铸铜遗址所出土者看，箭镞和刀、凿俱以块范法铸造，说明中原的铸铜工业传统排斥石范铸造。
偃师二里头遗址具有铸铜产业链的绝大多数要素，说明那里不仅铸造铜器，而且发展出颇具规模的铸铜业。
从考古出土的遗迹来看， 夏朝晚期都城二里头的古人在尚未修建宫墙的时候，就先给青铜作坊区建起了高高的围墙，似乎是在 严防外人窥伺。从年代看，围垣作坊区内的铸铜作坊在二里头二期偏早阶段就已经开始生产。在围垣区的绿松石作坊中，曾发现一定数量的水井。
从二里头二期开始，铸铜作坊持续生产未有明显中断，生产高峰期在二里头二期晚段到三期时。铸铜作坊范围以外，在二里头四期的前、后段之间，在围垣作坊区与宫城交界区也出现了铸铜活动迹象。二里头铸铜作坊的废弃，大体在二里头四期晚段，与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的大部分遗迹废弃同时。
当然，二里头，凭的就是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与同时期东亚的其他“芸芸众国”拉开了代际差距。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大概是前1800到前1500年，相当于夏商时期。
偃师商城至今未见确定的铸铜作坊，与铸铜生产活动相关的遗存共有3处，2处相对集中，分别位于大城东北隅和大城东墙南段内侧。第三处和铸铜活动有关的迹象，是宫城四号宫殿的水井。在水井的废弃堆积中，也出土了一些坩埚、铜渣和铜矿石，年代约在第4段。大体在偃师商城宫殿建筑始建的同时，在宫城以外的东北方有一个铸铜作坊存在，但使用时间应该不长，在大城城墙修筑时即已废弃。
郑州商城铸铜作坊为灭夏后由二里头都邑迁来，这种对青铜器铸造和使用的独占，是中华文明在早期国家阶段礼制化与王朝正统观念的体现。
郑州商城是成汤至仲丁迁隞之前商王所居之亳都，是我国目前最早发现郭城的都邑，发现有宫殿区，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区，以及青铜器窖藏等高规格遗存，C8F15应是“四阿重屋”式的宫室建筑，形制基本符合《考工记》“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的记载。20世纪80年代末，在郑州木材公司商代遗址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时期的地层中，曾发现冶铜坩埚残片10余块，这一地点大体可以看作是南关外铸铜作坊区的南界。南关外铸铜基址的使用时间是从商代二里岗期下层开始，一直延续到商代二里岗期上层”。就遗址性质看，南关外铸铜遗址是一处进行熔铜浇铸和成品处理环节的工作场所， 不承担陶范等生产环节的工作。铭功路制陶作坊位于外郭城西墙之外，2 处大规模的铸铜作坊和2 个有可能作为铸铜生产活动的地点都在内城之外郭城之内，仅黄委会青年公寓一处位于内城内的宫殿区核心区域。内城外南部的C5、C9 区见于发表的墓葬有38座，其中至少有6座位于南关外铸铜作坊已发掘探方内。在南关外与紫荆山北铸铜遗址尚未完全废弃时，小双桥已经可以进行一定规模的铸造生产活动。由于小双桥遗址铸铜作坊尚未经过大面积清理，其使用年代上限尚有待检验。
殷墟遗址区内的铸铜作坊目前可确定者，分别分布于大司空 、苗圃北地 、孝民屯村 、薛家庄、高楼庄与新安庄 、任家庄南地，在小屯村东北地、西北地和小屯南地也先后发现过铸铜作坊的线索。此外，在殷墟外围漳河南岸的辛店村也发现有小型铸铜遗址。
除了上述可能是铸铜作坊的遗存外，2015年在安阳同乐花园北区发现了293 片铅锭，总重量约3.32吨。这一存储地邻近苗圃北地铸铜作坊，除可能是后者的原料存储区外，亦有可能暗示周围存在另一处铸铜作坊。
大司空铸铜作坊于20 世纪30 年代发掘，面积不详，所有遗存集中在一个灰坑内，仅发现残碎陶范，未见其他遗存，年代约在殷墟晚期。小屯周围发现的铸铜遗存，基本上属于殷墟时期的宫殿区以内。小屯东北地铸铜遗存集中出土在乙组基址附近，其中在乙五基址的上层、中层与下层共发现3000 余块陶范；乙七基址中层发现103 块铸范；乙八基址中层出土99 块。从出土陶范看，这一地点可生产的品种有觚、爵、簋、盉、鼎、卣、壶、戈、镞、矛、车饰等，并有一些陶模和内芯，年代大体在殷墟二期前后。1986 年，在原甲四基址东侧的一个巨型灰坑中，曾发现数十件坩埚残片，发掘者推测这可能暗示周围有铸铜生产遗存。小屯西北地仅发现数块容器范，年代可能在殷墟二、三期间。小屯南地1973年的发掘中发现陶范数十块、坩埚一块，埋藏单位年代多属殷墟三、四期。
苗圃北地铸铜作坊位于小屯宫殿宗庙区的东南约1 公里许。该作坊面积约有1 万余平方米。出土遗物、遗迹十分丰富。主要以生产礼器为主，可能属商王室所有。该作坊是一处殷墟一至四期均在使用的大型铸铜作坊遗址。
薛家庄铸铜作坊出土的铸铜遗物有陶范数千块，年代上限不晚于殷墟二期，一直到殷墟四期仍在使用。新安庄2007 年的发掘中，发现了铸铜遗存和铸铜工匠墓地，但材料未公布，仅发布了个别随葬陶范的墓葬，年代约在殷墟四期。发掘者认为薛家庄与新安庄可能是苗圃北地作坊的一部分。
孝民屯铸铜作坊位于孝民屯村西到村南、村东南，是目前已知最大的一处商代铸铜遗址，面积逾5 万平方米，发现了各类铸铜生产遗迹并出土了大批陶范、熔炉残块、铜渣、木炭等。该作坊建于殷墟第二期，延续至第四期，以生产容器为主兼制武器和工具， 以殷墟三、四期最为繁盛。
辛店铸铜遗址位于安阳县辛店村，西南距殷墟宫殿宗庙区直线约10公里。作坊内各种铸铜的要素齐全，甚至还有在殷墟未曾发现的烘范窑等遗迹，是商代晚期一处非常典型和重要的铸铜作坊遗址。从出土的陶范残块来看，这个铸铜作坊的主要产品也是以容器为主。从考古发掘来看，该作坊的时代属于殷墟二期至四期。
任家庄南地遗址于2016 年发现，北距殷墟宫殿区2400 米，是殷墟遗址范围内最南的一处铸铜作坊。该作坊功能较完整，面积较大。作坊 的产品以铸造青铜礼器为主，但铜泡、车马器类 陶范的发现，说明还兼铸车马器，这在殷墟其他 铸铜遗址中很少见。该作坊时代为殷墟三期、 四期。
商代晚期的三星堆，至今人们没有找到铸铜作坊，也就是说，无法证明三星堆先民有铸造这种水平青铜器的能力。因此，包括当地不出产的特殊的象牙与海贝，都是外来的宝物。
两周城址在全国十分罕见，城址上如果有铜器墓的发现，更显示出城址具有较高的等级。
目前洛阳发现的西周手工业遗存为制陶和铸铜遗存，分别位于瀍河东、西两侧。
在河南洛阳北窑发现了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西周大型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模陶范，且以礼器陶范居多。铸铜作坊位于洛阳北窑村所在的瀍河西岸，面积10余万平方米。1973年在铁二中西周墓的发掘中发现。1974～1979年前后有两次大规模发掘，发现大量铸铜遗存（熔铜炉壁、大量陶范、烘范窑、鼓风嘴、铜质和骨质工具等）、夯土建筑基址、房址、窖穴、窑址、灶址、墓葬、祭祀坑、马坑、车马坑、道路等。此后陆续有小规模发掘。发掘表明，该作坊的年代为西周早、中期，应为殷遗民贵族管理下的为西周贵族铸造铜器的场所。铸铜作坊的发掘和研究也表明，铜器制作技术和工艺、管理人员和工匠墓葬的形制与特征都显示出，西周早、中期这一重要手工业生产场所是在殷遗民贵族和工匠的参与甚至掌控中实现专门生产的。
位于河南郑州西北郊的荥阳官庄遗址面积达130万平方米，整体为大、小城相接的“吕”字形布局，城址外围有壕沟环绕，以出土的木炭和炭化小米作为碳-14方法测年样品，确定其年代在公元前640—公元前550年之间，确定官庄铸币遗存是世界范围内已知最古老的铸币作坊遗址。大城北部的铸铜作坊便是通过勘探发现的铜渣和红烧土来推定的。
根据“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系统实施后的夏商周三代都城考古结果，河南二里头遗址揭示出“井”字形主干道划分出的宫殿区、祭祀区、作坊区的多网格式布局；殷墟王陵区新发现外围环壕、大规模祭祀遗迹，周边区域发现环壕聚落、大型铸铜作坊；陕西周原遗址确认了西周时期的城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