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我们这行的，不怕大骂，就怕杨梅大疮！”解放后，民国妓女苦笑着告诉前来帮助她的妇女主任。 所谓的杨梅大疮，其实就是梅毒，也就是性病。 影视剧《姐姐妹妹站起来》里面，得了梅毒的妓女浑身溃烂，长满了所谓的“杨梅大疮”，老鸨子却用烧红了的烙铁给她“治病”。 烧的发光的烙铁，直接被老鸨按在姑娘的下身，随着一声凄厉惨叫，姑娘当场昏死过去。 老鸨却丝毫不在意，也没把她当条命，反而冷哼一声，喊人过来把她钉死在棺材里，直接埋了。 姑娘在棺材里被抬出去的时候，发出了气若游丝的呼救：“妈妈，我还没死呢，妈妈，不要埋了我啊……” 然而，老鸨子只是眼睛一横：“她这样子，就活了也不能接生意，除了浪费钱没有用，埋了！” 就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在那个“吃人”的地方消失了。 电影中这个姑娘，其实只是民国时期无数妓女的其中之一罢了，还有千千万万个姐妹们，和她一样，甚至有比她更加悲惨的结局。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民国时代，社会底层的女性命运如同浮萍，随波逐流，无法自主。 娼妓这个群体，成为了旧社会女性苦难的最深刻印记。她们中的许多人是被生活逼无奈，步入这条不归路的。 一日为娼，一辈子都别想翻身。 在北京的八大胡同、南京的秦淮河畔以及上海的十里洋场，娼妓业的兴盛成为了那个时代城市风貌的一部分。 那里的灯红酒绿、歌楼舞榭是对外的繁华景象，而其中的哀愁、无奈和辛酸却只有那些身处其中的女子最为清楚。 在民国时期的娼妓体系中，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社会阶层。 顶层的高级名妓，她们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能够吟诗作对，弹琴舞剑，她们不仅在物质上享受较为优越的待遇，而且在社会上也拥有一定的声誉。 这些名妓，往往是文人墨客和达官贵人眼中的风尘佳人，她们的爱恨情仇，甚至成为了文学作品的素材。 然而，这仅是少数，更多的娼妓处于这个金字塔结构的底层。 这里的姑娘们，大多数来自贫困家庭，被迫卖身以换取微薄的生活费用，或是为了家庭的生计而牺牲自我。 那些所谓的“卖身契”，以各种离谱的理由，将姑娘们卖到这里。 这些底层娼妓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她们的生活只能依赖于日复一日的卖身谋生，在狭小肮脏的环境中与病魔为伴，遭受着肉体上的剥削和心灵上的践踏。 她们的悲惨境遇，很少能引起社会的注意和同情。 被迫接客、动辄打骂，这对她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性子烈一点的姑娘，身上被打得没有一块儿好肉。 然而在那个时代，最恐怖的根本就不是“打、骂”，而是一种被她们称为“杨梅大疮”的恐惧。 在那些不见光的阴暗角落里，“杨梅大疮”这个名字，如同死神的召唤，让无数娼妓闻之色变。 这种被称为梅毒的性病，带着无法言喻的恐怖与耻辱，在当时的社会上广泛流传。 患者身上会出现恐怖的红斑，逐渐恶化成疮口，不仅疼痛难忍，而且容貌毁损，使得她们身心受到巨大折磨。 在医疗条件极为落后的那个时代，梅毒几乎无药可治，被认为是通往死亡的标志。 娼妓们生活在最底层，每日与各式客人的肌肤相接，使得她们极易感染这种疾病。 一旦染病，不仅意味着身体上的煎熬，更代表着会被老鸨放弃，失去生命。 她们对于“杨梅大疮”的恐惧，远远超过了对身体上的伤害。 在这样的环境中，她们的尊严如同薄冰，随时可能被踩碎，健康更是奢望。 妓院老板为了最大化利润，常常强迫她们不停地接待病患客人，从而使性病在妓院内部迅速传播。 处于社会底层的妓女，每天都在与世人的冷眼，和内心的绝望中挣扎。 在肮脏狭窄的妓院里，她们的每一天都充斥着压抑和恐惧。 面对客人的粗暴和老鸨的虐待，她们只能默默承受，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她们的悲哭无足轻重。 这样的悲惨生活，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迎来了改变。 本身这些身处囹圄的姑娘们，早就对生活无望。 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变革，这一切开始发生了改变。 政府对妓女的解放和重视，标志着社会对女性权利保护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被解放的妓女们终于摆脱了过去的枷锁，获得了新生。 回顾民国妓女的历史，不仅仅是回忆那段血泪斑斑的过往，更是一种对历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