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局过去一直把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当成重点，戴笠也经常亲自主持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异常重视。
我过去并不主管这方面的工作，仅因为在军统工作多年，尤以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军统局局本部总务处长时，经常参加军统局的局务会议和各种机密性的会议，对这方面的情况，从旁听到一些。
有时，在处理有关这方面工作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上，也接触到一点点，因此所知非常有限。加上当时并不留心，又因事隔多年，所以无法作较详尽的记述。
现在，只能就记忆所及，将过去所了解的点滴情况写出，以供参考。
抗日战争以前，特务处（军统前身）对边区的特务活动，是由特务处陕西省站主管。
西安事变以前，陕西省站站长马志超经常派遣特务去边区活动。该站设有陕北组，负责搜集有关边区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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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1936年间，马志超兼任陕西省会警察局局长时，戴笠指示他，专门培训一批特务，以便打入边区，建立特务组织。
马奉令后，立即在西安警察局内成立了一个“特警训练班”，自兼班主任，由陕西、甘肃两省省站挑选保送了五六十人，进行了半年多时间的特务训练。
戴笠从南京派了娄剑如去担任队长，以在陕西的军统特务舒翔、张业、许开、陈国强、李友三等为教官。
训练期满后，据说只有薛志祥等少数几个特务曾混往延安，做过短期逗留。戴笠原来计划在延安建立“延安组”的阴谋未能实现，因为，派去的特务根本无法在延安立足。
“西安事变”期间，特务处在西安的省站被破获，其他各处的特务也纷纷逃走。事变后，军统又恢复建立省站，重新布置，计划中，虽仍准备物色适当人选打入边区，去延安建组，但未能办到。抗战开始后，军统局正式成立，才大规模进行这方面的活动。
抗战期间，军统希望中共叛徒张国焘能在反共方面作出成绩。最初，戴笠认为，只要通过张国焘这一关系，从中共内部去进行“打进拉出”的活动，一定有相当把握，把多年不能实现的阴谋，都寄托在张的身上。
张由蒋介石派到军统后，戴笠马上为他成立了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由张担任主任，专门开展与研究有关对中共进行特务活动方面的工作。
不过，戴对张一开始就不十分相信，军统原有专对中共的“中共科”仍旧由党政情报处领导，不隶属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
张到军统后，第一个建议，是举办一个“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专门培训一批去边区活动和在蒋管区专搞防范中共活动的特务。
戴很同意这一建议，于1940年前后，在重庆磁器口童家桥洗布塘成立了这个训练班，由戴兼任主任，张兼副主任，专门选调其他特务训练班毕业的特务和在军统中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特务，去进行专业训练。
这个班先后举办过两期，每期都有200人左右。张国焘经常向学生讲课，除了讲些中共问题的分析等用以诬蔑诽谤中共外，还讲如何进入边区，以及进入边区后应如何从事活动等问题。
张曾经写过一本几万字的有关中共内部及边区情况的材料，除大肆攻击、诬蔑中共领导人等外，还谈到不少有关边区的问题。
当时，军统除抄送蒋介石、何应钦等外，还印成小册作为军统大特务（内部处长级，外勤省站长、区长）的参阅文件，指定不许传阅，阅后并须缴还。
不过，戴笠对张的这个材料并不十分满意，主要是认为对军统如何派遣特务打入边区的作用不大，因为，这个材料只是对中共上层的情况提供较多。
戴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何才能打入边区，便规定，军统各检查所逮捕到的每个从边区出来的工作人员，或曾经到过延安的人，都要写一份“怎样打入边区”的材料，指定要写清楚自己去的经过、注意事项和有关打入的办法。
当时，军统设在西安至善里13号的特种拘留所，经常不断把这方面的材料送到军统局。
我除了听到该所所长丁敏之谈过这方面情形外，还听到军统局主管文件总收发的总务处交通科科长黄羽中和收发股股长谢涵等人，提到过这方面的情况。不过，我当时并没有看到过这些人写的东西，只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平时，戴笠在主持军统局业务会上经常说：“对付共产党的最有效办法，是叫共产党（指叛徒）去对付共产党。”所以，军统中用了不少叛徒从事反共的罪恶活动。
有一次，从西安拘留所调了一个叫赖国民的到军统局当法官，这个人，过去是边区政府的干部，因吃不了苦，逃出后被军统逮捕，叛变后，即在西安拘留所内专门从事搜集有关打入边区的材料。
以后，他又调到军统局司法科，专门审讯被捕的共产党和嫌疑分子。因此，军统搜集和整理“怎样打入边区去”的材料不少，在张国焘主办的训练班内便成了一门重要课程。
这个训练班的学生虽经戴笠亲自挑选，又由张国焘亲自主持训练半年，但训练期满后，经过张等考核，认为适合派往边区打进延安去的还是不多，具体数目我不清楚。听说，经过挑选，只有极少数的人派往张所领导的几个“策反站”去工作，其余大多数被派在蒋管区内的一些重要兵工厂，担任“防共”工作。
当时，设在接近边区的“策反站”，我只记得有汉中、洛川、耀县三个，其余的记不清楚，以后究竟有哪些人打入过延安，我也不了解。
我在军统局时，经手办理过两三次招待张所谓“策反”过来的叛徒。戴笠叫我在他公开会客和普通应酬的“漱庐”招待所（在重庆枣子岚垭军统局本部大门附近），接待和宴请这些人。
这些人的姓名我只记得有个叫朱春荣的，其余记不起来，时间都是在晚餐前后，每次只有两三个人，由张亲自陪同前去，照例是由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作陪。
由于张办这个训练班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使戴笠很感失望，所以只办了两期便停止了。
虽然，戴笠希望张国焘在反共活动中做出点成绩，但并不十分相信他，军统自己还是另外搞了许多阴谋活动，我所知虽不详，但这些点滴情况也许还有参考价值。
军统基本特务中，去过延安的我只知道有沈之岳和以后投入军统的秦××、赖国民等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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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沈之岳去过延安两三次，他曾在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工作过，当时，他在军统中很受戴笠和郑介民、毛人凤等人的重视。
他和我常拉“同宗”关系，私人间虽有点感情，但他对他去延安的情况却谈得很少。
1943年前后，军统成立东南特别侦察站，专门对付新四军等抗日武装部队时，沈被派去任该站书记，以后，我们便很少往来。
他和我过去也只简单谈过一点有关延安的生活等，我也只是带着好奇的心情听听，没有涉及什么具体工作。至于秦××、赖国民等人，我虽经常和他们接触，由于私人间无深交，也就没有问过他们。
军统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主要是依靠设在榆林的陕北站（站长为黄逸公）。戴笠企图通过陕北站去建立“延安组”，但一直没有成功。
我记得有这么一回事，陕北站派往延安进行特务活动的一批特务，被边区政府发觉逮捕，不久便释放回来，并正式通知该站。后来，戴笠在每天中午工作汇报中，曾经提出过这件事，骂黄逸公没有能力，做得太丢人，具体经过，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
另一个，是设在汉中的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是我过去在上海工作的老同事。
这个人，过去一向是做对中共的工作，抗战前，曾打入过设在上海的江苏省一个地委组织，后来，将这个组织破坏了。
戴笠很相信他，抗战时，便派他去汉中主持西北特侦站工作。他除了多次派特务打入延安“建组”没有成功外，还办过小型训练班。
当时，从公路去延安的爱国进步青年被军统的检查所（哨）扣捕后，曾交一些给他训练。通过一段时期毒化教育后，才又派这些人混进延安。听说，大部分的人都向边区政府自首，只有极个别的替他搜集过一点情报。
还有，当时去到延安的人，因吃不了苦又出来，其中，有的人被检查所扣押起来送到西北特侦站。
这主要是想从这些人口中，了解边区情况和利用他们到过延安的关系，强迫他们提供混入边区去的办法。
程慕颐于1943年前后调往东南时，在重庆换汽车，我曾招待过他。当时，他带了一个女人和孩子，据他告诉我，他的那个女人（实际上是他的小老婆）便是被扣押下来的中共嫌疑分子，后来，被迫与他同居的。
戴笠对西北方面的交通检查工作极为重视，曾在西安设立过交通运输统制局监视处西安分处，派叛徒王邦联为分处长，主持西北地区的检查工作。
以后，王等因贪污被扣捕，戴以鞭长莫及又将分处撤销。当时各检查所扣捕去延安的爱国进步分子，几年间多达数千人。
军统派遣特务去延安，是采用伪装进步的办法跟着混进去。据我了解，许多人去延安时，都带了介绍信或原来在什么学校读书或什么单位工作等种种证件，这些人被扣捕后，军统将这些可以混进去的证件没收下来，交由伪装的特务冒名顶替混进去。
军统运用这一办法，曾经有上百的人去过延安，军统办的临澧特训班毕业学生袁×良，便向我说过，他是顶替别人名字去到延安，在抗大学习过，以后因病离开了。
戴笠为了尽量摸清有关延安的情况，有次设宴招待派在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参谋徐佛观、郭仲容，我和军统其他几个处长都出席作陪。
在此以前，我还见过徐佛观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内容是谈延安方面的情况。那次和他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大言不惭，夸夸其谈。
他在吃饭前后，专门用一些编造的材料来诽谤和挖苦中共的领导人，作为笑料。后来，戴笠问到他怎样去延安从事特务活动的时候，他又说什么“说难也难，说易也易”的一番谬论。
戴笠对他这番话很感兴趣，叫党政情报处长王新衡与人事处长龚仙舫两人记了下来。
我模模糊糊记得，他说难是检查不严而清查历史严，不易立足；易是凡不急于求成，准备长期埋伏，有取信于人的证明，去后极力伪装进步，不马上活动，还是容易取得信任的。
第二天，戴又约徐去他家里长谈。那次我没有参加，只有毛人凤与王新衡、龚仙舫等在场。
龚仙舫当时和我两人住对面房间，下班后经常闲聊天。他告诉我，戴笠总是急于在延安建立一个小组，架设电台，但始终没有成功，因此他挨过不少的骂。
那次，听了徐佛观的意见，考虑要双管齐下，专门准备一批人埋伏到中共内部去，时间不计较，一两年乃至十年都行，只要能立下足，一步一步伸进去，将来一定能作出成绩。
因为，平时既找不到真正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又不容易去接近公开露面的共产党人，现值延安正在大批招收人员，来者不拒，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当时听了龚仙舫的这番话，很以为然。不过，以后究竟派了些什么人，怎样伪装打入，我却没有问过。
戴笠处心积虑一直想去延安建组。据我了解，当时，军统设在边区最近的一个小组和电台是在洛川，延安虽有特务混进去过，电台却没有能建立。有关延安方面的情报，都是通过洛川电台和榆林的陕北站发到重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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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干乔在耀县当专员时，那里成为军统特务对边区活动的中心。约在1942年间，我因公去西安，因和梁过去关系相当好，特去耀县看过他。
当时，他已脱离军统组织，替胡宗南搞反共活动。他曾向我谈过，军统每年总有几十名特务，经由他的地区潜往延安，有的是他设法找到关系，主要是通过当时有些去边区做生意的商人，一同伪装商人混进边区去了解一点情况。
他自己也专门有一个向边区搜集情报的单位。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在边区建立组织。他说这比较困难，只能个别去活动一下，要想长期待在那里，很不容易。
军统设在兰州的西北区，先后担任区长的程一鸣、吴景中、霍立人，和我私交都很好。当时，该区的主要任务也是针对边区进行特务活动。
霍立人后来调回重庆，也曾和我谈过西北区对边区的一些活动情况。他说，除了延安以外，他们在边区里的一些县里都建立过特务组织，只是没有设立电台。
这些打入边区去的特务，不少是军统兰州特训班毕业的学员。该班所调训或经特务介绍去受训的学生大都是西北籍，这些人当中，便有老家或亲友居住边区范围内，西北区便利用这一关系派人潜入边区去建立起特务组织来。
霍立人还告诉我，当时派遣特务混进边区去搞情报活动，并不很困难，只是想搞破坏和发展组织则很不容易。他派去的特务中有几个去搞破坏活动时，就被边区政府逮捕了。
可以说，军统派往边区去搜集情报的手法是无孔不入的，我曾经由戴笠指派和军统主管过人事的大特务李肖白，一同去见过天主教的主教于斌。
于斌在抗战前任南京区主教时，就同军统头头早有往来。抗战后，他逃往四川，任四川乐山区主教，却长期住在重庆曾家岩戴笠的中四路住宅附近，经常和戴有往来。
戴那次派我和李肖白去见他，是为了有一批天主教徒要去西北，想免费坐军统的便车，我当时很不高兴，认为这是自己去惹麻烦。
但李肖白却告诉我，于斌对军统的工作很热心帮助，说这人可以通过天主教徒替军统在边区建立工作网。
我们见到这个主教时，他向我们分析边区情况，好像很了解边区的问题。我记得他说，由于共产党不准人信迷信，引起教徒的很大反感，特别是边区许多县，原来信奉天主教的人都对共产党不满。
他还说，如果利用这些人做点什么工作，一定能够达成任务。
那次，李和他并没有谈到什么具体利用边区教徒的问题，只是谈了要我如何尽快给去西北的教徒找便车。自那以后，陆续有过几十人搭乘军统的便车，人事处曾派人和他们联系过，内容我就不清楚了。
还有，从1942年起，我才知道，蒋介石曾多次指示戴笠，要他选派搞行动工作的特务混进延安，暗杀中共的领导人。
约在1942年春夏间，戴笠亲自挑选了三个在军统一向搞暗杀的特务，其中有一个叫蒋更生的是我训练过的学生。
蒋更生临行前去见我，说此行任务很重很困难，也非常秘密，要我千万不要说出去。我当时怕惹事，也没有仔细问他，只听他说，另外两人对西北情况比较熟悉，我没有见到这两人，也不想见他们。
大约过了几个月，戴笠找我和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刘绍复、人事处长龚仙舫、行动处长徐业道去他办公室，戴很生气地把一张电报交给龚仙舫看，说上次派去的几个人都已被逮捕了。
从他们的谈话中，好像他们几个人都是以前参加过这一阴谋策划的，只有我是第一次，我也不便在那时再问以前的情况，只是听他们说。
戴笠的意见，是以后不能一组组的派去，应当个别去进行。当时的行动处长徐业道，在军统一向主管司法工作，对行动是外行。
他便问我，一个人搞暗杀行不行？我说，一个人在“敌人”统治地区进行暗杀，如有内线，使用毒药或定时炸弹，能够完成任务，如要进行狙击便没有把握。
戴笠听了我的话，很不以为然。他说，一个人只要有牺牲决心，一样可以进行狙击。我认为没有把握，他仍坚持，说多一人容易误事，我不便再说什么。
于是，他就指示龚仙舫，挑选两个人，分别派遣，不要让他们发生横的关系，当时就这么决定了下来。
过了几天，龚仙舫在军统特务总队的便衣队中挑选了一个河南人（姓名已忘），还从兰州特训班毕业后派到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处工作的学生中挑选了一个陕西人李琎交我考验。
那个河南人是惯匪出身，胆大，枪法好，戴笠叫先派走。李琎年轻，没有经验，我教他补习了两星期的手枪射击和狙击方面一些应有的技术，但他的枪法还很不够理想，戴就急着催促派他们出去。
戴笠没有亲自接见他们，只是由龚仙舫、徐业道分别和他们做了单独的谈话，交代了任务。
据龚仙舫说，派人去延安还有很多手续，不一定马上能混进去，要经过很多关系，才能辗转设法进入边区。至于等待机会完成任务，说不定要一两年。
我当时虽也反共，很希望特务能在延安干出一两件大的暗杀案件，但是，不赞成派遣个别特务去搞暗杀，特别是狙击，而主张按照过去行之有效的一套办法去进行。
可戴笠却认为，过去的办法不适用于延安，我便不感兴趣了，军统以后又陆续挑选过两三个派了去，都没有听到一点消息。
我曾问过戴笠，为什么不在重庆等地选定一两个中共领导人来暗杀？他听了后，骂我没有政治头脑，说在重庆等地发生了这类暗杀案，任何人都会知道是特务干的。
如果发生在延安，便不能说是特务干的，而我们却可以宣传，这是共产党内讧，相互残杀。
有一次，我在无意中看到过一个文件，足以说明军统处心积虑想暗杀中共领袖。
我在军统局担任总务工作，找我的人很多，中午得不到休息。有次我就躲到毛人凤办公室对面小房间去午睡，这是军统秘书室秘书袁寄滨的宿舍兼办公室。
袁和我是湘潭小同乡，又是同岁，私交极好。我要他到外面大的办公室去工作，我在他房内休息。
当时，他极为毛人凤所信任，许多极为机密的文件都由他保管，不过，他们对我还是不避讳的。我睡了一会儿后，还不想出来，便顺手在他的床头文件柜内拿出一份文件来看。
很出我意外，这个文件竟是一份中共许多领导人的警卫人员名单调查表。我匆匆看过以后，迄今还记得，周恩来有个警卫叫龙飞虎，因这人的名字比较特别，其余的就记不起了。
从这个调查表可以看出，军统是怎样企图暗杀这些领导人的。平日里，我在军统局里还没有听到别人谈起过这一情况，由于是顺便看到的，不便问是怎样得来的。
我知道军统一贯的做法，凡对某人要进行暗杀，事前一定要尽可能先把对象的警卫情况弄清楚。这个调查表，肯定是准备暗杀这些领导人的一项初步工作，可惜，我当时没有弄清这些东西的来源，无法具体说明。
以上是我所知道的有关军统对陕甘宁边区的一些活动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