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经三峡入四川，文强的心情已是大不相同了。
前一次，正值革命高潮中，在朱德率领下，同船数十人，豪情满怀，急欲投入战斗。
而这一次，革命已转入低潮，又只有他与刘德甫两个失去组织关系的年轻人，苦闷彷徨，不知前途有什么在等待……
船到万县，他俩不敢停留，生怕被人认出。于是直接来到重庆，找到一个原在万县认识的女学生、共青团员玉华，打听到许多逃出万县的共产党、共青团员都到了成都，他们又马不停蹄，北上成都。
当时，玉华的美貌在万县有“倾城”之誉，特别是她跳的《葡萄仙子》舞，在万县真是倾倒无数的观众。
大革命失败后，玉华通过组织安排，转移到了成都工作，后来又先后到广汉、重庆工作。文强在大革命失败逃离万县后，仍然与玉华等几个共青团员保持通信联系。
到成都后，文强二人又通过一个当年在万县认识的学生介绍，住到了支机石公园附近泡桐树街一家学生寄宿舍，许多从省外回来的青年学生都住在这里。
这时，文强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改名文莱之。
从此以后，“文莱之”就成为他在四川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时期的化名。在一些历史文献中，也写作“莱之”“赖之”“乃之”“乃智”。
一天，文强听说有个万县籍共产党人刘仁俊在成都，一问此人的相貌特征，他便认定，这是他认识的牟偶仁，急忙托人去取得联系。
有一天，一个高个子、四方脸的青年来到寄宿舍，见到文强便欣喜地叫道：
“文老师！”
此人便是牟偶仁，当时是中共川西特委委员兼成华县委书记“刘仁俊”——后来此人差点成为文强的刀下之鬼，而文强也差点因他而成为“革命烈士”。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曾出现了一位名噪一时、颇有争议、大起大落的民营企业家，中国南德经济集团总裁牟其中。
牟其中之父牟品三，曾做过四川盐业银行行长，后来回到家乡万县，当了许多年的万县商会会长，牟品三便是牟偶仁的堂兄。
1920年代万县全景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牟偶仁原在万县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接受了恽代英、萧楚女等革命宣传家的影响，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因为“不务正业”，不安心学业而醉心于“革命”，被牟品三先生视为家族的败类，拒绝与之往来。
当然，钱也是不能拿给这样的“败家子”去乱用。因而，牟偶仁的生活十分窘困，全靠其年轻守寡的母亲帮人洗衣挣钱，来供他生活与读书。
因领头闹学潮，牟偶仁被学校“默退”，即不公开宣布的开除。他通过进步人士的关系，转到重庆川东师范学校继续学习。
但是不到一年，即因家中无钱寄来，他又只好休学，回到万县教初级小学为生。其间，他自办了《朝暾》小报，抨击社会不平等的现实。
大革命高潮中，牟偶仁到《万州日报》担任了编辑，投身于革命宣传工作。
“九五”惨案发生时，牟偶仁担任后援会干事，工作十分努力。后来，又经常进出宝隆洋行，成为第20军政治部的常客，朱德发现这是个人才，特地嘱咐文强等人对牟偶仁加以培养。
经过考察，文强和滕代顺、杨逸棠等人介绍牟偶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加入了国民党。
牟偶仁本名牟偶人，文强觉得不雅，建议他改成了牟偶仁。
这样，牟偶仁便成了万县地方上的第一个中共党员和第一任中共党小组长。
不久，牟偶仁受命发起筹建国民党县党部。筹建布告贴出来，牟偶仁排在筹建负责人第一名。
当时，万县的反动分子看了，嘲笑说：“国民党没得人了，只好搬出个‘木偶人’来。”
大革命失败前夕，牟偶仁到了重庆，在“三三一”惨案中被打伤，伤愈后，奉派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由中共中央派回四川，到成都参加了共青团川西特委和中共川西特委的工作。不久担任了中共成华县委书记……
见到了牟偶仁，文强也就找到了中共地下组织。
牟偶仁带他去见了他认识的另一个熟人——当时的中共川西特委兵委委员廖宗泽。
在文强的传奇一生中，廖宗泽在几次关键时刻都意外出现，是一个对文强的人生道路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
廖宗泽自去年春与文强在万县宝隆洋行见面相识以后，回到开江驻地。接着，就发生了重庆“三三一”惨案。
图片来自网络
廖宗泽被黄慕颜派去泸县，向刘伯承请示部队的行动计划。可是，因泸县已被刘湘重兵包围，廖宗泽无法进城，只得退回。
但等他回去时，杨森也已经公开反共，黄慕颜部已被迫撤走，廖宗泽与部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好回到成都家中。
半年后，廖宗泽在成都重新接上了中共组织关系，被中共川西特委派到国民革命军第28军（原四川江防军）中的地下支部（当时称军支）工作，对外以江防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第三科科长一职为掩护。
廖宗泽此时见到文强，分外高兴，赶紧带他去见中共川西特委书记方泽。
方泽本名刘披云，又名刘云简，方泽是党内化名。他是四川著名共产党领袖杨闇公的侄女婿，曾在武汉担任全国学生运动总会委员长，同时，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里担任连指导员。
大革命失败后，他由“八七”会议后建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派回四川，参加重建中共组织和领导暴动的工作，担任了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后调成都任川西特委书记。
见到文强，他大喜过望，经廖宗泽证明，他毫不犹豫就给文强恢复了中共组织关系。
刘披云要文强写一个有关“八一”南昌起义的经过及教训的报告，以供川西特委作为工作参考。
当时，中共地下组织的主要工作是发动武装暴动，而要暴动就得有部队，因而，在军阀部队秘密开展士兵运动，促成兵变，就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中心工作。
此时，中共川西特委正愁缺乏这方面的干部，文强的到来，对他们真有如雪中送炭，刘披云马上安排他到一支军阀部队中去开展兵运工作。
文强本想带上一道回川的刘德甫同去，但是，刘德甫自感体质文弱，经过一番颠沛流离，已经不愿再去当兵吃苦受累，决定回家乡去做小学教员，遂与文强分手。
一个晴朗的春日，文强被交通员带到成都北门外凤凰山上，一处清末修建的新军营房里，找到驻扎在这里的军阀部队，向该部中共地下组织报到，又一次穿上了军装。
文强被派去开展兵运工作的这支部队，颇为特殊。四川自进入民国时期之后，即陷入大小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在混战中逐渐形成了几股较大的军阀势力，各有防区，占地为王，征税派款，争斗不已，真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
到了北伐革命高潮中，这些军阀眼见“革命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于是，都纷纷投向国民政府，宣布易帜，成为“国民革命军”。
其中：驻下川东万县的杨森部为第20军，驻川东重镇重庆的刘湘部为第21军，驻川南泸州的赖心辉部为22军，驻西康的刘成勋部为第23军，驻川南宜宾的刘文辉部为第24军， 驻省府成都的邓锡侯部为第28军，驻川西北的田颂尧部为第29军……
文强去的这支部队，即邓锡侯的第28军（原四川省江防军）第7混成旅。
而且，第7混成旅不同于其他军阀部队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共”味太浓。
旷继勋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该旅第2团团长旷继勋，别号集成，贵州思南人，行伍出身。因作战机智勇敢，从士兵逐级提升为团长，而且，该团是第七混成旅的主力团。
旷继勋虽然没有进过什么军事学校或讲武堂，但却有一套自己摸索出来的带兵方法。
比如，他的部队早上起来不是整队下操，而是拉出去跑路，翻山坡，跑田坎，来回跑一二十里路。吃过早饭就练爬山、爬树、爬墙、跳高、跳远……
又比如，练跳远，旷继勋第一个跳，然后拿出50块银元摆在终点，哪个士兵跳过了他跳的距离，就可得到那50块银元作为奖赏……
他这种土办法练出的兵，很能打仗。
旷继勋所在的旅，原属军阀赖心辉部，后脱离赖部，归属杨森部，以后，又因杨森发动的“统一四川”之战遭到失败，旷部所在旅又被邓锡侯部收编……
编入第七混成旅后，旅长刘丹武属于国民党左派，十分赏识旷继勋，也很支持他追求革命的行动。
旷继勋虽然只读过两三年私塾，但却刻苦自学，思想左倾，热心阅读《向导》等鼓吹革命的书刊，决心不做军阀，要做革命军人。
他听说黄埔军校有一个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便也在他自己部队中也组织了一个“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还派出亲信去广州，千方百计找到中共组织，取得联系，要求帮助。
于是，中共组织派了曾赴法勤工俭学并与朱德一起到苏联学习归来的川籍共产党人秦青川，到第七混成旅主持政治部工作。
1926年底，秦青川等人介绍旷继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旷部便建立起了中共地下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形势剧变，旷继勋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仍然一如既往地执行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他的部队成了一些被通缉的共产党人的避难所，他在成都的公馆，则成了中共川西特委和四川省委开会、接头的场所。
文强被派到旷部后，在旷继勋所在团以营附一职为掩护（士兵们习惯称呼他“文指导员”），担任地下支部（时称军支）书记，按照中共川西特委指示，努力在军队中发展共产党组织，宣传共产党革命思想。
通过艰苦的工作，中共在旷部的地下军支逐渐从第2团发展到其他团。最为特别的是，该团将近半数的军官都加入了共产党。
不久，中共在第7混成旅中的地下组织由军支扩大为党委（时称旅委）。
当中共四川省委从部队以外派来的三任旅委书记，都因与旷继勋意见不合而相继离去后，21岁的文强受命担任了旅委书记，对外以旅部手枪大队（即警卫大队）少校团附一职为掩护。
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当时在国民党军阀部队中从事兵运的艰难，这可是在政府军士兵中进行反政府的秘密宣传鼓动工作。
文强虽说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但跟行伍出身的军人相比，他只能算是知识青年，况且，还是个口音难懂的外乡人。
要在大多是农民出身、目不识丁的士兵中，进行共产主义ABC的宣传，让他们懂得共产党闹革命的道理并自觉参加进来，谈何容易！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现在的人们一般不易想到的问题，就是当时的中共组织还很不成熟，党的领导层内时左时右的路线、决策，也给在基层作实际工作的干部增添了不少人为的困难。
比如，旷部的军官有40%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本来应是好事，可是在受到左倾思想影响的四川省委看来，却成了坏事，因为“长官阶级”是与“士兵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党组织中军官占到这么大的比例，显然是“阶级成分不纯”的表现，是抹煞阶级斗争的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
因而，省委一再对此进行申斥，并要求旷部党组织必须动员和组织士兵群众开展对长官的革命斗争。
于是，在这种所谓的“阶级斗争”路线的影响下，就出现了共产党员士兵鼓动群众向共产党员军官闹事的现象。
有个别加入共产党的军官想不通，愤而辞职离去，就此脱离了革命队伍——其中就包括最早由旷继勋派去广州寻找中共组织，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共的旷部第一个共产党员钟克容，和与旷继勋一起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共的第七混成旅第三团团长王汉章
当然，他们的脱离中共还有其他原因，但这种所谓的“阶级斗争”正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不难想象，如果当初中共领导人也鼓动叶挺、贺龙部队的士兵起来开展这种“阶级斗争”，向长官闹事，会造成什么后果……
文强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进行兵运工作的。经过他与战友们的不懈努力，第7混成旅中的中共地下组织，逐步发展，变成了当时四川军阀部队中革命工作最有成效的地下组织之一。
与此同时，驻防合川的第28军第3师陈书农部、驻防涪陵的第20军郭汝栋部、驻防江津的第24军第2师第2混成旅张志和部、驻防广汉的第28军第2混成旅陈离部等部的中共地下组织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