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旷部的特殊情况，一些共产党人在该旅犹如在“自己的部队”中活动，忽略了秘密工作的原则。
再加上旷继勋本人性格外向，自恃有枪有权，也不大重视政治面目的隐蔽，便使得该旅显得太“红”，因而遭到上司的疑忌。
1928年秋，邓锡侯部所辖的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第11师师长罗泽洲、第3师师长陈书农等，联合第20军军长杨森、第22军军长赖心辉，组成四川同盟军，发动了推倒刘湘的军阀混战“下川东之战”。
罗泽洲向邓锡侯请援，邓便令第7混成旅开赴下川东助战：一方面可让惯打硬仗的第7混成旅在这场军阀混战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又可借机将这支政治上不可靠的部队从省会成都调走，以防不测。
1920年代成都川军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正当此时，旷继勋又因派出军官参加了一次“绑票”行动，捅出一个漏子。
据当时的中共川西特委书记刘披云在半个世纪后回忆，当时因为地下组织经费奇缺，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搞过一次“绑票”行动。
那时，年轻幼稚的地下革命者们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论依据”，叫做“剥夺剥削者”——被共产党人们尊为革命导师的列宁，曾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有过“剥夺剥夺者”的提法，原意本是指革命者要夺取政权，把被反动统治阶级剥夺去的生产资料剥夺回来。
大概这个提法翻译得有些拗口，中国的一些共产党人为让工农群众好懂，便把它改成了“剥夺剥削者”。
刘披云在半个世纪后回忆：
花了很多力量，特别是得到旷继勋同志的大力支持，搞得快成功了。派旷部新兵大队黎存中（队长）和张勋（排长）二同志去取款（白条子），就被捕了。他们虽然遭受了不少严刑拷打，但没有供出一人，最后便被枪杀了。我们做了蠢事，牺牲了两位好同志。每念及此，深感不安！
据文强回忆，这次绑票行动所绑架之人，是军阀刘文辉部一位管理钱财的军需官。
在当时中共四川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将这个绑票案称为“王案”，估计是被绑的军官姓王。
这个绑票案的发生，不仅是白白牺牲了两位忠诚的共产党人，而且，还引出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刚刚建立的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差点遭到破坏。
原来，1928年10月1日，因叛徒出卖，设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共青团四川省委等秘密机关一齐遭到破坏，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等干部被捕。
当时，正在川南巡视的省委委员穆青得知消息后，赶到成都，与川西特委书记刘披云等重新建立起了新的临时省委，以领导全川工作。
穆青曾与周恩来、陈毅、邓小平、聂荣臻等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旅欧中国共产党人中的佼佼者。
以后，他被中共旅欧总支部派赴苏联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学习期间，担任了中共旅莫斯科支部组织委员。回国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长、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广州暴动行动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委组织部长等。
这一次，穆青领导的临时省委刚刚建立，就遇到了“王案”的发生，惊动了军阀当局的头头脑脑。
于是，军、警全部出动，全城戒严，大肆搜捕。
此时，穆青、刘披云等人刚把临时省委机关建立起来，住地还没有来得及布置，没有必备的生活用品，连四川人家庭常见的泡菜坛子也没有一个，“家”中既无老人，又无家庭主妇，除了一个工作人员是年轻姑娘，另外几个都是青年男子。
所以，引起了前来挨户搜查的军警的怀疑，认为他们不像住家户，像是临时佃了房子，作了案就要跑的绑匪，便将他们当作嫌疑犯一齐抓走。
幸好，在穆青等人被押送官府的路上，一个地下党人看到了，连忙跑去找一个在军阀部队任职的亲戚，帮忙疏通，加上穆青等人在审讯中又把口供编造得十分严密，没有露出一点破绽，这才得以在关押一天后，释放脱险。
旷继勋当初自然不可能料到事情会闹成这样，这时，正好邓锡侯发了调令，他便借水行舟，逃避对“王案”的追查，把部队星夜拉出了成都。
曾在旷部短期担任过中共军支书记（后因与旷继勋意见不合而调离）的中共四川省委委员项鼎，半个世纪后在《自传》中作了这样一段回忆：
……一个下午，刘披云同志和李书渠来见我，说28军江防军（军长黄隐，号遗民）第7混成旅（旅长刘丹武，江津县人）已拖出成都，正向简阳、遂宁方向前进，代旅长是第2团团长旷继勋（号集成，党员），给了我一封介绍信，要我立即动身去追赶队伍，并说组织上指定我任旅特派员。
我立即背起包袱就出发，到了晚10时左右，终于在龙泉驿与石桥镇之间追到了部队。
那是一个大镇，队伍在那里宿营，找到旷继勋代旅长后，即商以后的行程。当时，还怕军长邓锡侯派军追击，也怕驻简阳部队截击。次日4、5时就出发，以急行军通过简阳绕过遂宁直达潼南双江镇……
旷继勋是当时中共军事干部中十分典型的人物。
他穷苦出身，父亲靠走村串乡卖草药维持全家生活，十四五岁时，旷继勋就离乡背井从贵州跑到四川，在自发的民间反清武装保路同志军中当兵，后来，又在土匪气味极重的封建军阀部队中当兵，出生入死、摸爬滚打，长年累月“人在江湖”，“血盆里抓饭吃”。
独特的生活道路，使他形成了一种“草莽英雄”式的粗犷直率，同时，也就显得简单粗暴的个性。
尽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共地下革命工作，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的独特个性难免不影响到他所从事的工作中来。
如果说参加“绑票”是执行中共川西特委的指示，那么，参加军阀战争，则完全是旷继勋违背中共四川省委指示的自行其是。
旷继勋将第7混成旅拉出成都后不久，旅长刘丹伍就称病还乡，将全旅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旷继勋，让他当了“兼代旅长”。
既是全旅的军事指挥官，就得指挥部队按上司的命令参加军阀混战。
而中共四川省委明确指示：对军阀混战必须采取“失败主义”，不但不能积极参战，还要在士兵中大力宣传反战思想——就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那样。
但是，旷继勋却不顾旅委书记文强的坚决反对，坚持要积极参战，而且，自认为必打胜仗，这样，既可以挑起军阀间更大的冲突，又可以打出旷部的名声，借以扩充实力。
于是，旷部开赴广安参战，初战告捷，帮助溃败的罗泽洲一举打退了刘湘的追兵。
据当时在旷部从事革命工作的中共党员邓止戈回忆：
我们也很快撤回原地，罗泽洲非常高兴，亲自把旷继勋拉到他家里吃酒吃饭，并请教旷继勋的练兵方法。
旷继勋给他说：我的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官兵都知道为革命牺牲，因此，打仗就勇敢。
分明已经因为革命面目太暴露，而被调离省会成都送上前线当炮灰，旷继勋却还不知隐蔽，公然大谈“我的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可见其独特个性之一斑。
然而，旷部再战失利，他派出一个团向重庆方向偷袭驻桃子垭的刘湘部队，满以为又可以打一个胜仗，缴获一批武器，谁知，却被早有防备的刘湘部打得大败而回……
省委当然又对旷部旅委进行严厉批评，文强只得带人受过，向省委检讨。
这时，由于过早地暴露了自己，旷部在四川军阀部队中的地位显得十分尴尬。一方面，谁都担心这支“共”味太浓的队伍惹出祸事；另一方面，军阀们又都想要依靠这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为自己卖命。
于是，在调离成都后，旷部先后接受了陈书农、罗泽洲、李家钰等军阀部队的接济，转移了好几个防区。
那时，四川军阀都靠在自己防区内收税、筹款来解决部队薪饷，旷部没有了自己的防区，只靠别人接济难以解决问题。后来，因拒绝回成都接受“整编”，江防军司令黄隐下令完全停发了他们的粮饷。
据邓止戈回忆，在最困难的时候，旷部的生活到了这样的地步：
开始，由旷继勋自己垫支，这只能应付一时。后来，部队一日三餐常以红苕当顿，生活很苦。
干部战士都是腰无半文，头发胡子都长了很长，部队本来应该剃光头才适应打仗，没有办法只好用剪刀剪短了事。
穿草鞋的人算高级，穿双线耳子草鞋的就算特殊化了，有不少的士兵打光脚板，大部分的同志穿的衣服只有半截袖子，裤子只有上半截，因为，要把扯下的布补到别的重要地方去，所以衣裤补丁叠补丁，只有枪支弹药完好无损。
另据当时在旷部从事革命工作，后来并参加了旷部兵变的中共干部杨文孚，事后给中共四川省委的报告中反映：
经济方面既困难到这步田地，任你纪律严明，人民爱惜本部，已不能不向一般小米商拖欠，以致米商拒卖，遂出挡截之一途，各连自行作主，每日皆有与米贩吵闹情事，和平者债主必数起常常坐守，有一连曾以米数升度一日。
于是，旷部军心不稳，官兵中出现了要求马上举行兵变的呼声。但是，围绕是否马上举行兵变这一问题，文强与旷继勋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除去个性方面的原因外，文强与旷继勋之间的这一冲突，还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一书中，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有这样一段介绍：
当时，各地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左倾盲动主义那种不顾一切的蛮干，又使党组织遭受一系列新的重大损失。
1927年10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全国党员由近六万人减少到一万多人。湖北省委在1928一年的3月、5月和11月连续遭到三次摧毁性的大破坏，中心区域的工作几乎完全坍台。
广东的破坏也极为惨重，广州党组织几乎全遭破坏，东江、北江、琼崖等地区又连遭挫败，省委被迫移往香港。
湖南省委在1928年3月和7月的两次大破坏后，在省内难以存身，9月间，将省委机关远迁上海。山东、陕西、四川、云南等省在这年夏天，事实上同中共中央断绝了联系。
正是由于1927年之后，遭到国民党血腥屠杀而产生的强烈的复仇情绪，使得中共党内许多人陷入了“左倾盲动主义那种不顾一切的蛮干”的误区。
而这也就成了文强与旷继勋之间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旷继勋原本就性格鲁莽，在这种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下，更是急于求成，不愿进行长期的隐蔽工作，只想尽快举行兵变，公开打出红军旗号轰轰烈烈大干一番。
文强则认为，时机远不成熟，仓促兵变只会遭致失败。南昌暴动的大起大落他还记忆犹新，那么多精良部队，那么多优秀领导人，最后都“兵败如山倒”，何况你一个小小的第7混成旅？
正当旷继勋与文强围绕能不能马上举行兵变的问题争执不下时，一个身穿长衫，俊秀的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的青年来到了旷部在广安白市镇的驻地。
罗世文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此人是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秘书罗世文，化名罗澈木。
他刚从苏联学习归来不久，代表省委前来视察。他的到来，使这场争论火上加油。
文强对罗世文的到来本来十分欢迎，特别是听说这个比他年长两岁的四川青年曾留学苏联，能直接阅读俄文原版书，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时，还为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讲演作过翻译（当时四川党内误传为给列宁当过翻译，实际上，罗世文在东方大学时列宁已逝），因而对他十分尊重。
但是，文强很快便感到了失望。因为，罗世文坚决支持马上兵变的主张。
本来，旷继勋的意见在旅委委员中居于少数，文强以南昌暴动的教训为例，指出旷部兵变缺少很多必要条件，士兵中的革命工作还不够深入广泛，在旷部驻地周围还缺乏工运、农运、学运、妇运等方面工作的配合，时机远不成熟，还需耐心积蓄力量……
可罗世文的到来，却使旷继勋得到了有力的支持。罗手里随时都抱着一本精装的俄文原版书，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他引经据典，搬出列宁原著中的一些论述作为依据，从理论上，力陈革命暴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强调马克思主义者在群众已经起来后只应站到前头去支持、领导而不应站到旁边指手画脚泼冷水……
在罗世文支持下，旷继勋更加坚定地主张马上兵变。在一次旅委会议上，旷继勋同反对马上兵变的旅委委员詹素大吵起来，甚至闹到了拍桌子甩凳子的地步……
当时，旷继勋34岁，文强23岁，罗世文25岁，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发生意见分歧后，自然很容易激化为带个人意气的争吵。
罗世文回成都向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汇报了旷部问题，省委研究后，派了一位全权代表到旷部调查处理问题。
这位全权代表名叫刘愿庵，党内化名刘坚予，不久前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此时，他在四川省委担任常委、省委宣传鼓动部主任，正是罗世文的顶头上司，
在春节期间的热闹气氛中，个子不高、身体瘦弱然而仪表堂堂的刘愿庵，来到广安县白市镇旷部驻地。
刘愿庵是当时四川共产党人中较为成熟的革命者，他不但有较高的理论素养，而且曾在四川军、政界担任过具体职务，做过县知事（县长）、省参议会秘书长和军阀部队中的秘书、参谋、咨议官等，对社会实际情况有较深切的了解。
他耐心听取了争论双方的意见后，对双方都作了耐心劝说，肯定他们的意见都是有价值的，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方式上“稍有不同”，希望他们以革命大局为重，避免闹个人意气，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为胜利举行兵变创造更多的条件。
实际上，刘愿庵委婉地否决了马上实行兵变的意见。因罗世文没有回来，旷继勋的意见失去了支持，又经过刘愿庵的耐心说服，“马上实行兵变”之议就打消了。
刘愿庵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见刘愿庵没有对罗世文的死搬教条和旷继勋的固执蛮干进行批评，文强自然认为刘愿庵是当的“和事佬”，感到很不过瘾。
刘愿庵在与他同住一室期间，又对他作了许多说服工作，劝告文强，对旷继勋身上的一些旧军人作风，允许他有一个逐步克服的过程，从思想上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要看到，在当时的旧军官中，能像旷继勋这样自觉投身共产主义革命，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经过刘愿庵的调解，中共在第七混成旅领导层中的争吵暂时平息，但矛盾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坚持进行长期隐蔽工作以徐图大计的旅委书记文强，与始终想要尽快举行兵变的军事首长旷继勋之间，意见很难得到统一。
刘愿庵离开旷部时，向他们提出了一个起到缓冲作用的建议：将兵变计划作一番修改后，拿到重庆去征求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的意见。
因为，李鸣珂也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又曾在中共中央担任过中央组织局军事科科长，有较为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此时，他正负责全川的兵运工作。
于是，刘愿庵走后不久，文强便脱下了军装，换上商人打扮的长衫，斜背一个“棒槌”包袱，随身藏着修改过的关于第七混成旅兵变的计划，离开了旷部军营。
此时，正是春分时节，吹面不寒杨柳风，文强到渠江边搭上一艘民船，顺流直下，经合川驶向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