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当时四川军阀中较大的一支——第21军军部驻地。
第21军军长刘湘，字甫澄，于前清光绪年间，投考成都新军弁目队，后转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21岁毕业后，在川军中当见习军官。
因其对时任营长的速成学堂同学杨森“挖墙脚”，收回了抗命不归的杨森部下三个连，因功而被从上尉差遣提拔为营长，取杨森而代之。后来，又在镇压讨袁军时立功，被提升为团长。
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中，刘湘不断依据军事、政治形势变换立场，今天拥某人，明天又倒某人，今天接受甲的委任，明天又接受乙的推戴，靠着军事力量和政客手段步步上爬，很快崛起，成为四川军阀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
刘湘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刘愿庵在1928年5月代表中共四川省委写给中共中央，在关于四川政治经济形势和党务工作的报告中，对刘湘有这样一个评语：
刘湘……四川军阀中最狡猾、最有政治眼光和手腕之一人。最近极力模仿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他自己绝不显然先与何方开战，只是等待别人的冲突，而自己出来借口制止纠纷，统一川局。
他的部队因为学系的关系，与他人不能结合，又没有可以公认的新首领，不能不拥戴他，所以内部颇能团结，对外现与蒋介石勾结甚深。
刘愿庵所说的刘湘“最狡猾、最有政治眼光和手腕”之处，不仅因为他在各个方面都显得比其他四川军阀高出一筹，而后并打败了四川各路军阀（包括他的叔父刘文辉在内），成了“四川王”，还因为他在追随蒋介石反共时，往往能比别的军阀抢先一步。
在1927年的“清共”中，刘湘一手制造的重庆“三三一惨案”，比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事变要早将近半个月。
而且，在建立专职特务机构对付共产党方面，刘湘又走到了前头。众所周知，蒋介石依靠的专职特务机关有两个：中统和军统。
中统，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其前身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以收集中共情报为主。
1930年以后，调查科才转为以侦查、破坏中共组织和抓捕共产党人的特务活动为主，建立起了特工总部，在各地发展了特务网。
军统，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其前身为1932年建立的复兴社特务处，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展成为最大的特务机关。
而刘湘，早在1930年3月，就公开建立起了第21军特务委员会，大量收罗共产党的叛徒充任特务侦缉员，采取“以毒攻毒”的策略对付共产党，使重庆和四川的共产党组织遭到极为惨重的损失。
本来，中共四川省委一直设在重庆。1928年3月9日，大革命失败后刚建立起来的第一届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城内兴隆巷8号召开巴县县委成立会议时，突遇警察上门收取捐税。
警察见是一群青年男子聚在一起，只疑心他们在聚赌，将他们一齐逮捕，但是，当场搜出的文件却使他们暴露了身份，中共临时中央在“八七会议”后派到四川重建组织的省委书记傅烈，和省委组织局主任周贡植等9位共产党人，被杀害于城东朝天门河边。
同年秋，因叛徒出卖，省委再次遭到严重破坏，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等于10月1日夜里被捕，随后，四川临时省委转移至成都。
省军委书记李鸣珂那时才从上海由中共中央派到四川，与张秀熟接上关系不久，住在城东长江边靠近东水门码头的芭蕉院小巷中。
1920年代重庆沿江旧照
10月3日，李鸣珂趁搜捕稍停的间隙，与军委秘书兼地下特务队长李觉鸣一起，冒险去到张秀熟住地吴师爷巷探察，发现屋门上已被贴了封条，知道情况不妙，连忙转移到外地避过风头。
同时，他给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老领导周恩来（周恩来11月上旬才从苏联莫斯科回到上海）写去告急信，作了汇报。
待到风声不那么紧了，李鸣珂这才又回到重庆城里，与省委委员项鼎、共青团省委负责人方明等一起组建了中共川东特委，李鸣珂兼任川东特委军委书记，并继续以省军委的名义领导着重庆及川东地区的武装斗争。
文强到重庆后，在城东朝天门码头附近一家小客栈住下，然后按刘愿庵给他交待的接头方法，给他的妻子、省委委员周敦琬的二姐家投了一封信。
第二天，就有一个瘦小个子的青年来到客栈找他接头。来人便是省军委秘书兼地下特务队长李觉鸣。
李觉鸣那年19岁，也是湖南人。在那个交通困难、通信不便的年代，同乡人在异地相逢，自然是倍感亲切的。
李觉鸣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比文强晚一期。但他还未毕业，就因为有一次反对体罚学生而被关禁闭。然后，被一个值星同学偷放出来后，逃回了家乡，后来，通过湖南学生运动领袖夏曦介绍，到武汉找到恽代英，被安排进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大队学习。
不久，他被调入第24师叶挺部教导团第一大队，先做学兵，后任班长，大队长就是李鸣珂。
参加南昌暴动后南下途中，李鸣珂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参谋团手枪队（即警卫队）队长，又调李觉鸣到手枪队做班长。
到瑞金后，李觉鸣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几次被派作周恩来、恽代英等人的临时警卫，从瑞金出发，他负责押运革命委员会的机要文件与行李。
到了汕头，他又和另一个警卫班长李文贵一起被抽调作周恩来的随身警卫组长，一直护送周恩来到了陆丰的金厢、南塘。
周恩来在南塘时已卧病不起，由当地党组织安排住下养病，周恩来吩咐发了路费和介绍信，叫李觉鸣等人先走，经香港撤到上海。
以后，李觉鸣又在霍步青和李鸣珂领导下，参加中央军委交通科工作，不久奉中共中央之命，随李鸣珂一起被派到四川。
文强与李觉鸣一谈起来，竟发现彼此的人生轨迹，有不少相交之处。文强谈起从潮州撤出后在路上遇见周恩来的情景，这时，才知道李觉鸣当时正在周恩来身边……
“原来是你啊！”
两人都笑了起来。
随后，李觉鸣带着文强到重庆城东芭蕉院，见到了李鸣珂。
李鸣珂这年30岁，留着八字短胡，显得比实际年龄老相。他是四川南部县人，与文强同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不过，他是同廖宗泽一样读的步兵科。因为都是共产党人，两人在黄埔军校时便已熟识。
南昌暴动失败后，李鸣珂转移到上海，成为周恩来手下的得力干部。
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中央不设部，改为在中央常委下设立组织局领导各科工作，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李鸣珂被任命为组织局下设的军事科科长——总管中央军事工作。
由此可见，周恩来对李鸣珂非常倚重。广州暴动前，李鸣珂奉周恩来之命，带着助手李觉鸣前往香港，给港九地区地下党负责人恽代英、聂荣臻送去经费，听取汇报。
为直接了解广州暴动失败后的情况，李鸣珂曾深入白色恐怖中的广州，险些落入敌手……
不久，他又奉派前往湖南，给南昌起义后与中央失去了联系的朱德带去中央的重要指示信（告之毛泽东领导的农军驻扎地区，指示朱德与之联络，共建苏维埃政权）。
信中特别对朱德说：
“中央特派李鸣珂同志经江西入湘专与你接头”，“中央一切重要的决议和关于军事运动的新政策，以及最近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情形和统治军阀崩溃的趋势，已令鸣珂同志口头向你们详细报告”。
信中还交待：
鸣珂同志的任务完成毕，即回来报告，万一你们需要鸣珂同志在那边工作，他可参加师委并任军队中一部分指挥工作，一切一切都由鸣珂面达……
可惜，因当时正值湘、赣、粤几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湖南游击区进行会剿，交通断绝，封锁严密，李鸣珂与助手李觉鸣未能进入湘南找到朱德率领的部队，只得返回上海。
这时，由于中共中央派入四川领导武装暴动的第一任省委书记傅烈于1928年春被捕牺牲，中央又决定将李鸣珂派回四川加强领导，担任省军委书记，领导武装斗争。
李鸣珂与文强既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又都参加过南昌起义，相见之下，自然有不少的话说。李鸣珂的妻子李和鸣赶紧忙里忙外，打酒买菜，款待这个小老弟。
听了文强汇报旷部的兵变计划和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李鸣珂皱起了眉头。
虽然他只有30岁，但多年的革命斗争磨炼已使他考虑问题较为冷静。他当然不同意盲目暴动。但是，他又深知旷部的兵变已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只是时间早迟而已。
考虑到文强与旷继勋的意见冲突已难于调和，不利于今后的工作，正好重庆又急需军事干部，李鸣珂便报告在成都的临时省委，将文强留在重庆，在他手下担任江巴（重庆地区）兵委书记，具体领导重庆地区的兵运工作。
临时省委同意了这一意见，另派了罗世文去旷部担任旅委书记。
文强对这一工作变动，自然也十分高兴，因为他早已对在旷部旅委中不断发生的争吵，感到厌烦，十分乐于在李鸣珂手下工作。
文强通过地下组织安排，在重庆城中米花街贫民聚居区内，佃了一处简陋的民房，住了下来。
随后，李鸣珂以省军委名义开办了好几期兵运干部训练班，请文强给重庆及川东地区的兵运干部传授兵运工作经验、有关暴动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等等。
这可不同于如今的训练班。这是在白色恐怖下从事的反政府（按国民党当局的说法则是“反革命”）活动。
他们有时在闹哄哄的茶馆里，有时在长江南岸幽静的山林中，或三五人，或八九人，或装作谈生意，或扮作游山玩水，谈的却是运动部队、掌握武装、兵变暴动的刀光剑影之事。
有时，发现旁边“有异状”，他们就得立即疏散，分头绕道逃走……
仲夏里的一天，李鸣珂摇着一把折扇，在东水门残破的城墙边上，面对长江坐着，迎着江上刮来的凉风，含笑向文强问道：
“听说你那位重庆高中的妹儿，回万县去了？”
文强一怔，脸上露出了惊异的笑容：
“大哥，你也晓得了？”
“你经常给她写信，又找这个那个转信，大学、中学的同学都传遍了，哪个不晓得？”
李鸣珂说的“大学”“中学”，是当时地下组织称呼共产党、共青团的代号。“同学”就是党、团内的同志。
文强叹道：“她妈妈病了……”
李鸣珂说起的那位重庆高中女学生，是一个万县姑娘，名叫玉华。当文强随朱德在万县第20军开展革命工作时，就认识了这位初级女子师范学校的共青团员。
大革命失败后，玉华通过共青团组织的安排，同杨闇公烈士的侄女杨少兰（后来成为中共川西特委书记刘披云的妻子）转移到了成都，由共青团成（都）华（阳）县委安排去广汉县小学当舞蹈教师。
可是，因为在校领导学生搞反帝国主义活动，被学校解聘。以后，她又到了重庆，进入了中共川东特委借教育界人士名义，打着“为刘湘培养人才”的旗号创办的重庆高中。
这个学校由一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共产党人梁伯隆主持校务，成为共产党人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和中共地下组织进行联络的据点。
不过，因为重庆高中的革命面目日益暴露，只办了一学期，就被刘湘察觉，以“经费缺乏”为借口下令停办了。
学校停办后，革命师生们并未散去，他们又在重庆长江南岸的南坪办起了西南学院。
重庆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这时，玉华得到万县家中来信，知母亲病重，便请假回家去了。
文强自大革命失败逃离万县后，仍然与玉华等几个共青团员保持了通信联系。后来，玉华在成都和广汉时，文强正在驻成都北门外凤凰山的旷继勋部从事兵运工作，两人也经常见面。
那时，因为反封建的宣传鼓动，“自由恋爱”几乎成了“革命”的同义词。年轻革命者们有不少在恋爱上表现得十分大胆。
当时，四川共产党人中追求玉华的就有好几个。不过其中追得最紧、最热烈的，要数文强。
文强还是小学生时，曾因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有过一次“反抗包办婚姻”的行动。
那是他父亲离家去云南后，母亲寄居娘家时，经外祖母提议，按习俗给文强订下了一门亲事，与女方家庭交换了生庚八字，送去了“订庚”的聘礼。
文强起初并不知道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直到父亲来信要求女方家庭送女儿上学读书，女方家庭表示反对，文强母亲在为难中，向文强征求意见时，他才得知这是关系自己个人幸福的“终身大事”。
他坚持要母亲退婚解约，力争了三年。最后，得到父亲来信支持，文强取得了胜利。
文强追求玉华时的精神，也跟当年要求退婚一样执着。他在地下工作的百忙之中，还千方百计写了一本本的诗送给玉华。见不到面时，又经常写信。四川地下党内或共青团内的好些同志都曾为他转过信。
这件事在当时四川的地下革命者中已不是秘密。
“她妈妈病了，你也该去看一看……”李鸣珂沉吟说，神情不像是在开玩笑。见文强不解地望着他，李鸣珂正色说，“正好有一件任务想要你到万县去完成。”
“什么任务？”文强兴奋起来。
文强没有料到，后来的这件特殊任务，会使他只身重返他曾逃离的万县，还差点在那里成了“革命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