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蒋介石并非不想和谈，只是时机不对。他深知，此时正是国力最为虚弱的时候，外援断绝，汪精卫叛逃，如果此时公开进行谈判，就会造成人心涣散，甚至是全局崩溃。

这段时间里，蒋介石真是如履薄冰，内心焦虑，如其日记所言，“进入人生最黑暗的日子”。

直到一年后，他见日本人仍在寻求谈判，感到时机已成熟，才打算与日本人虚与委蛇一番，即便谈判不能成功，也要对日本人的谋略进行一番破坏。

基于这样的考虑，在“桐工作”进行的同时，蒋介石命张季鸾亲自与和知鹰二进行接触。

和知鹰二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和知得知后，大喜过望，便图谋公布“桐工作”真相，给中方送上投名状，从而将中方彻底拉回到谈判桌上来。

他压根就不知道，他的投名状对中国不但毫无价值，反而成了中国谈判代表手中的筹码。一时间，和知鹰二大佐两头不落好，不但招来了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日本军部也对其严厉斥责。

香港这边，日军驻中国派遣军报道部部长今井武夫等人向中方赔了不是之后，又将中方代表请回到谈判桌前。

日本人丝毫没有觉察到谈判内外的疑点，只是一贯地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思考。

一开始，今井武夫就忘了先前的不快，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中方说道：

“为了日华提携，中国应给予日本人在中国内地的居住及营业权，日方可考虑撤销治外法权和撤销租界。”

中方还是由章汉三来发言应对。他见今井武夫一开始就向中方示好，心中暗喜，就爽快地说道：

“这是当然的。”

今井武夫使的是投石问路的一招。日本如取得在中国内地的居住及营业权，则可以自由向中国移民，同时，大规模地进行文化、经济侵略，从长期来看对日本有利。

今井武夫见中方答应得爽快，就进一步要求道：

“中国应当从日本招聘财政、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顾问。”

这实际上就是当年“二十一条”的翻版，招聘这些顾问无异于把中国的内政大权交给日本人。没想到，章汉三不加考虑，当即答道：

“可以考虑。”

今井武夫大受鼓舞，再次得寸进尺地说道：

“中国应承认‘满洲国’”

这是一个难解的老话题，章汉三知道，主权问题不容妥协，但为了谈判不致破裂，就采取了拖字诀：

“希望再保留一天。”

接着，今井武夫就再次抛出了那个很关键的驻兵权问题，他怕中方再有说辞，就狡辩道：

“中国须承认日军的防共驻兵，这与撤兵问题有必要区别开来。”

章汉三这次一点也不含糊，一口回绝道：

“中国可以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由中国自己解决好了。”

今井武夫见中方没上钩，就再次辩称：

“不仅是国内‘共匪’问题，还有对外的军备。”

这就很奇怪，日本防备苏联，需要在别人的土地上驻兵，这分明是拿反共做借口，企图把中国殖民地化。

这时，神秘的宋子良终于开口说话了。两天来，他一直沉默寡言，时不时地夹起一支雪茄烟，整个人缩进沙发里，任由烟雾在他面前缠绕，给人的印象十分神秘，似乎在参与会谈，似乎又置身事外。

他放下烟，开口打起了圆场：

“‘驻兵’这样的名词是不适当的，延长撤兵期限也可以嘛！”

今天刚刚到达香港的臼井茂树大佐也插了一句：

“驻兵的细节考虑后，可以搞秘密协定吧！”

章友三似乎不愿谈崩，就立即顺着臼井的意思说道：

“‘驻兵’二字对国民政府是有危害的，秘密协定可以考虑。”

今井武夫见中方代表在此问题上松了口，心里一阵轻松，望着在座的谈判代表总结道：

“把防共协定对外发表，将驻兵问题搞秘密协定怎么样？”

章汉三答道：

“原则上是可以的。”

但是，日本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他们又冒险提出了蒋、汪合流之事。

今井武夫说：

“对汪兆铭问题，你们的意见如何？”

章汉三表示：

“因为这是我方掌管以外的事情，愿意知道日方的意见。”

今井径直说道：

“日本对汪是出于道义的关系，所以希望重庆方面与汪派协议，进而合并起来。”

至此，今井武夫总算是暴露了日军的真实想法。

章汉三知道，蒋介石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这一条，立即拒绝了今井的无理要求：

“反汪兆铭既是全国的民意，那么，在汪兆铭政府成立之前，建立日华和平是必要的。”

臼井茂树不知好歹，仍然坚持蒋、汪合流。他说：

“日华首先停战，然后举行重庆与汪派合并会议，可以吧？”

中方代表见日本人如此不知趣，知道坚持下去也无济于事，于是，转移了话题，很快便结束了会谈。

接下来的两天，经过讨价还价，日本方面提出内含8条的备忘录。其中第一条规定：

“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在恢复和平后）。”

第三条要求：

“缔结防共协定，日本在内蒙古和华北若干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驻扎所需军队的要求，将以秘密条约缔结之（本条款在恢复和平后协议之）。”

第六条要求：

“为求日华提携合作，中国从日本招聘军事及经济顾问。”

第七条要求：

“停战协定成立后，国民政府与汪兆铭派协力合作。”

另外，作为军部的强硬派，臼井茂树又要求中国开放海南岛，建设海军基地，日、华两国共同使用。

中方代表嘴上表示无异议，却拒绝在备忘录上签字，最终，以默认的形式结束了此次谈判。

今井武夫对会谈的结果非常满意。回到南京后，他决定趁热打铁，便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递交了关于成立“东亚联盟”的草案。

草案中称：

为了指明我国国民战后的目标，宣布结成“东亚联盟”，尤为必要。我大多数国民至今对圣战的真正意义仍未能理解，在道义的伪装下，所希望者在于获取权益，从当前议会的行动表现上亦可一目了然。

如追溯日支（中国）事变的起因，实缘起于日清战役（甲午战争）结束之后，我当政者缺乏洞察东亚百年大计的远见，以及引导我国人民走向日支结合的明确判断。徒然为战胜所陶醉，使国民对支那抱有优越感，一面崇拜欧美，一面对中国人极端轻蔑，从而招致了两民族在精神上的疏远和隔阂。

圣战三年，以旷古未有的牺牲所取得的战果，远远不能和日清战役相比。

今天看来，今井武夫等人也并非没有“远见”。可惜的是，日本军政高层也没多少人会支持他，而东京的大本营更不会照此办理。

其实，早在谈判前，参谋次长泽田茂就告诫今井武夫说：

“在和平下商谈是第一招。那种不管怎样只要停战就行的想法是不妥当的。不要认为，只要能实现停战，在条件方面降低一些也可以。建立汪精卫政府的工作务必使之实现。”

泽田茂的想法代表了一批日本军人，他们既想保住侵略胜果，又想让中国屈服投降。

更可笑的是，就是积极支持对蒋和谈的板垣征四郎也是一个从言论到行动都充满了矛盾的典型。

他听说中国拒绝正式承认“满洲国”，就以不容辩驳的口气对今井武夫说：

“所谓‘承认满洲国’，只不过是五个字的问题，像这点事，就不能让重庆方面让步吗？”

今井武夫解释道：

“自交涉开始以来，对方一贯主张的最大问题，总的说来是承认‘满洲国’，今后会谈收回这个问题如何？”

今井武夫认为，板垣征四郎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只管自己痛快。双方谈判角力，公开承认“满洲国”与否不重要，只要中国在事实上放弃对“满洲国”的主权就行了。

可是，板垣征四郎却不这么想，“满洲国”是他一生功名所在，他今日能够坐到这个位置，全靠“九一八”事变的阴谋所致。

他把“满洲国”看成了他的面子，反而觉得中国人不够爽快。既然早已不是中国的领土了，索性承认了又能如何？

他气急败坏地说道：

“蒋介石曾在国民大会上向全国人民说过把满洲委托给日本。现在，又吞吞吐吐地提出这一问题，只能是下面的人干的。

是不是张群之流干的？中国方面如果对此始终反对，那么这一工作可以停止。”

板垣征四郎身居要职，嘴上却没个把门的。说归说，但他也清楚与蒋介石和谈的必要性。

为了表示“诚意”，中国派遣军决定暂缓对中国军队的进攻，并且，暂缓对汪精卫政权的承认。他还是不希望关上与蒋介石对话的大门。

但是，臼井茂树等一批少壮派军官却与板垣征四郎有不同的主张，他们认为为了配合谈判，打击蒋介石的信心，有必要发动一场大的攻势。

几番较量下来，主战派竟占了上风。1940年5月，日军在武汉的第11军就趁机发动了枣宜会战，第五战区受到重创，宜昌失陷，重庆危急。

蒋介石此时也确实感到了危机。桂南日军未退，宜昌迅速沦陷，日军随时可能两面夹击，攻入贵州，压迫四川和重庆。

并且，祸不单行，由越南通往中国的补给线已被切断，英国在日本人的压力下也即将切断滇缅公路。蒋介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急窘境。

是战是和？蒋介石相信日本人不会有让他满意的和谈诚意，但在这不绝如缕的危急时期，除与日本人虚与委蛇，求得短暂的喘息之机外，暂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谈，接着谈。中、日双方各怀心事，谈判再次开始。

第二轮会谈先后在香港和澳门举行。

其间，宋子良邀请今井武夫到海面的小艇上进行了一次密谈。

这是一个初夏的夜晚。海风清爽，海浪轻摇，海面上漆黑一片。透过船舱，岸上灯火数点，居民们大多已经就寝，傍晚时分的喧闹此时已经散去，城市也像是进入了梦乡。

船舱里，煤油灯的火光不住地跳动，宋子良那张白皙的脸显得更加苍白。他依然是手拿雪茄的做派，不无神秘地对今井武夫说：

“委员长表面上如何暂且不谈，他内心希望和平确属事实。故而，在香港首次秘密会谈的备忘录上载有，日方倘对第一条和第三条承认中国方面的意见时，协议必然能达成。”

“目前在重庆，反对达成和平的是共产党和冯玉祥。”

今井武夫此刻正发着高烧，一听这话，立即打了一个激灵，一改萎靡不振的样子，挺直身子，专心去听。

来之前，他就听周佛海说，重庆酝酿和平的气氛很浓，蒋介石有抑制抗战派并导向和平的能力。周佛海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甚至还坦承戴笠、陈立夫兄弟都主动和他联系过，讨论和平问题。

这似乎是在进一步印证周佛海的说法，日军情报机关也判断，重庆的多数人都支持和谈。

这时，日军情报机构也确实没闲着，从他们的情报网得知，支持和谈的有：

元老派林森、戴季陶、居正、于右任、李石曾等；亲日派何应钦、张群、徐世英、何成睿、吴鼎昌等；亲德派陈立夫的CC系；欧美派孔祥熙、王宠惠等；地方实力派阎锡山、龙云、薛岳、李汉魂、陈仪、黄绍竑等；国家社会党张君劢；青年党左舜生。

反对和平的有：

孙科、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亲苏派）；李宗仁、白崇禧（广西派）；黄琪翔、章伯钧（第三党）。

亦战亦和的有：蒋介石、宋子文、叶楚怆、刘峙、朱绍良、卫立煌，以及其他嫡系将领和蓝衣社（复兴社）。

日军情报机构指名道姓，煞有介事，可今井武夫听宋子良这样说，就认定他们的判断有几分真了。

宋子良接着说：

“对共产党，如果秘密协议一旦达成，当然要进行讨伐。”

说到这，宋子良故意欠了欠身，抖落烟灰，凑近今井武夫说：

“而且，讨共计划业已制订。如可能的话，希望在7月以前就实行。胡宗南、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薛岳等将领已纷集重庆，开始磋商。因此，恢复和平后，恐怕要向日本请求武器补充等的援助。”

这话说得有鼻子有眼，正挠到日本人痒处。今井武夫眉开眼笑，高烧当时就退了一半，不住地点头称是。

事实上，这时，宜昌方面战局吃紧，而国民党军大量部队被牵制在广西，哪里还有余力“讨伐”共产党，这不过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罢了。

但日本人求和心切，重庆方面做得又非常巧妙，日本人居然没能看出破绽来。

不过，日方对宋子良却不得不多留个心眼，此人毕竟非一般人可比，日军得到可靠消息称，有一个名叫王新衡的人，是军统香港区的负责人。此人生于浙江奉化，与蒋介石是同乡，深得戴笠的信任。

据说，他年龄36岁，面色白皙，身高约1.6米，与眼前这个自称“宋子良”的人很像。

趁着会谈，铃木卓尔抽身而出，暗中从门锁洞孔，拍下了会谈中的宋子良的照片。

照片拿回南京，汉奸们纷纷前来辨认，周佛海说像宋子良，但更像他的弟弟宋子安。陈公博说不像。其他人也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日本人一时不能肯定真假。

其实，自日军驻香港特务机关长铃木卓尔从1939年底和这个宋子良会谈以来，已有大半年的光景，日本人在心理上已经把他当作宋子良了。

况且，从陈超霖等人的表现来看，此人确定无疑和重庆保持着密切联系。此外，每次会谈期间，宋美龄就会飞临香港，似乎是在面授机宜。因此，今井武夫等人最终还是打消了疑虑，和宋子良继续会谈。

进入6月，日军攻占宜昌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重庆的抵抗意志已经日渐削弱，此时的蒋介石，只有和谈才是唯一的出路。

带着这种由骄横而生的自信，今井武夫等人迅速与中国代表达成了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在长沙会谈的意向协议。

消息传到南京，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一时间大为惶恐。他们想到蒋介石那张阴晴不定的脸，想到自己暗淡的未来，灰心至极。

这场谈判看来注定难成正果。这边谈判刚有进展，那边平地再起风波。在日本，近卫文麿再次组阁上台。中方对近卫素无好感，便借口近卫没有正式声明，拒绝高层谈判。

而此时，欧洲局势剧烈动荡。5月，纳粹德国席卷北欧、西欧。6月11日，意大利参战，攻入法国南部。次日，德军遵照施里芬计划，绕过马其诺防线，一举攻陷巴黎，作为陆军强国的法国就此亡国。

德军的胜利大大刺激了日军的欲望。他们没有想到，凡尔赛体系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英、法看来再也顾不上亚洲了，东南亚那些原先的英、法殖民地，像是突然丢弃在路边的珍宝。错过它，那简直就是傻瓜。

于是，日本陆海军上下空前一致，希望迅速结束中日战争，腾出手来，趁火打劫，抢占英、法、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安抚日本，将祸水留在中国，英、美等国再次祭出绥靖政策，居然要求中国向日本妥协。

为此，英国甚至关闭了滇缅公路，断绝了中国的外援，想要迫使中国就范。

面对列强纷纷落井下石的局面，蒋介石愤恨之余，只好一面派出宋子文、胡适等人，施展外交手腕，促使美国改变东亚政策，一面又借“桐工作”拖延时日，和日本人周旋。

无果的谈判就这样继续着，时间的逝去显然对蒋介石是有利的。

日本人为深陷中国战场，不能在东南亚趁火打劫而苦恼，有些人真坐不住了。

8月，和知鹰二动员一位希腊商人，到重庆上书蒋介石，请求直接谈判，甚至传话说即使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也在所不惜。而这恰恰是蒋介石和谈的底线。

蒋介石动心了，他对陈布雷说：

“其内容无异乞降，此为从来所未有。”

他由此推断，日本急于向东南亚发展，向中国求和已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他与张季鸾讨论，认为可以利用这一形势，谋求在于我有利的条件下，与日本媾和。

但是他也担心，日本人器小易盈，缺乏气度，加之国内政出多门，缺乏强有力的人物，想要和平也非易事。

他对陈布雷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敌寇时时以日、‘满’、支（中国）名词为对象，如何而望其彻悟与和平？我国损害伤亡如此重大，如何可轻易言和？”

这一时期，蒋介石大概每个月都会收到日本方面的一条媾和消息，他决定继续虚与委蛇，与之周旋，静待时局的变化。

张群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蒋介石命张群等人起草一份文件，参加者有张季鸾、陈布雷等人。至8月下旬，文件定稿，题称《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该文包括《建国原则》、《对敌策略》、《平和条件》等内容。

其《对敌策略》总原则为：

保卫国家独立、民族自由，而作战媾和之实际策略以度德量力为依归。

下分五条：

1．领土之完整，主权之神圣不可侵，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自由之确保，为国家民族存亡、主奴所关，故必须牺牲一切，长期抗战，以求其贯彻。

2．利于长期抗战，而不利于迅速反攻，此量力之义也……确保长期抗战之实力，巩固全民族救亡自卫之精神，由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疲困敌人，逐渐减少其"力"的方面之优势，而增加其"德"的方面之弱点，以期敌我间之形势逐渐于我有利，以终达作战目的之成功。

3．不论时间如何长久，环境如何困难，必须贯彻成功，不容中途自馁。惟作战为现实的问题，必须自定最大限与最小限之成功条件，衡量彼我，根据事实以为运用。

4．最大之成功为完全战胜，收回被占领、掠夺之一切，不惟廓清关内，并收复东北失土。最小限之成功，则为收复七七事变以来被占领之土地，完全规复东北失地以外全国行政之完整，而东北问题另案解决之。以上两义，前者战胜之表现，后者则为胜败不分，以媾和为利益时之绝对要求。

5．我国为被侵略国家，故和议之发起，必须出自敌方……应深切考查，其条件是否无背于 我建国原则，而足以达到我最小限之成功，必须在确认为我作战目的已得最小限之贯彻之时，始允其开始和平之交涉。

以上五条，其最重要之点在于将抗战成功分为"最大限"和"最小限"两种。必须在保证"最小限"，即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原状时才能开始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

关于《平和条件》，《纲领》分《理论原则》与《具体条件》两方面。其《理论原则》规定：

1.日本必须真实承认中国为绝对平等的独立国家。

2.此次议和之后，期成立平等互尊之新关系。

3.日本须放弃过去战前及战时对华不友善之政策及宣传。

4.除东北悬案另作专案解决外，其余一切有损中国主权之事实，皆须彻底纠正。

《纲领》中有一部分为《坚持之件》，共8条，其中关系重大者为1－4条及第7条。

1．凡作战而来之军队，应限期完全撤退。河北及华北部队，应撤离河北及察哈尔省境以外。

2．凡所占长城以内及察绥之土地，与沿海及海上各岛屿，应完全定期交还。

3．凡占领地内之伪组织，均应自战斗终止之日，由日本负责撤销，不能作为中国内政问题。所有伪组织之法令与契约，一概不能承认，并不能要求任何占领地内行政上之特殊化。中国行政完整必须完全恢复，不容有任何干涉内政之举。

4．东北问题，须待和平完全恢复后另案交涉，现在不能提议（但热河不在东北范围之内）。

……

7．不平等条约之废除，须于和约发表时，同时自动声明且有定期之实行。

在上述各条旁，有注称："8月31日张携港之件"，可见，这份文件是为张季鸾赴香港谈判准备的。

不过，张季鸾利用和知鹰二，以“桐工作”中的问题反对板垣征四郎，制造日本内部矛盾，拒之与其和知见面，只是委托中间人代为传话。

就这样又拖到了月底，和知鹰二仍然没有得到东京确切的答复，他渐渐陷入绝望。而在重庆的蒋介石很快也失去耐心。

他知道，日军企图在侵入越南后再开启和谈，对中国加以要挟，再提高筹码，逼中国就范。

见时间拖得也差不多了，蒋即命陈布雷致函张季鸾，结束在港活动，立即返回重庆。

“桐工作”，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谈判，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至1940年年底，经过一年的拖延、反复的争吵，东京最终无奈地确定了对华持久战方针。

早在两年前，中国就确立了持久战战略。日军在战略上，已经失去了先机。

并且，为了支持“桐工作”，日军一再推迟对汪精卫政权的承认，直到1940年11月30日，日军在确认“桐工作”失败后，才正式与汪伪签订条约，承认汪伪政权的存在。

同一天，美国政府公布了对华1亿美元的援助计划。美国已看出了日本人的险恶，遂改变了绥靖政策，中国抗战也在一步步进入世界的视野。

历史是无法回头的，每个人都将为其选择的道路承担后果，无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

假扮宋子良的军统特务曾政忠 图片来自网络

5年后的1945年6月，日军宪兵队在上海无意间捕获了一个名叫曾广的军统高官。

曾广不愧是一条好汉，他在狱中受审时对着日本人正义凛然道：

“日本到今年9月一定要惨败。中国军队为了在日军败退后马上接收上海，眼下正在准备中。因此，蓝衣社干部已经在中国第三战区集合待命。”

日本人早已没有了战争初期的骄狂，此刻他们深知自己已是穷途末路，战败是早晚的事，所有也没敢对他轻举妄动。

事有凑巧，当曾广穿着囚服在室外活动时，当年在“桐工作”中担任翻译的坂田诚盛不知怎么来到狱中，他一眼就认出了曾广，此人就是当年的“宋子良”。

此时，已升任中国派遣军参谋次长的今井武夫少将恰巧出差来到上海。听到坂田诚盛的报告，他立即客客气气地把曾广请到他的旅社。

不久前，在河南沙颍河畔的一座农家里，国民革命军第15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上将一口回绝了今井武夫的和谈请求。

他心里清楚，日本国的国运正像即将熄灭的蜡烛，摇曳不定，无法挽回了。

这时，曾广的出现却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他想借此打开和重庆和谈的最后渠道，即便不成也能留条后路。

曾广双脚刚刚踏进房间，今井武夫就满脸堆笑迎了上去，他握住曾广的双手，说道：

“可以既往不咎嘛！作为过去曾是日支（中国）和平工作的同志，为了东亚和平，现在对日支两军间的联络，是否还有当年那股倾注热情的勇气？”

当然，今井武夫的这番话只能是叙叙旧情，一个军统特工又怎么可能促成两军间的和谈，更何况是在日军战败之际。

只是，到了今天，我们仍然不能搞清曾广此人的真实面目。这位曾经为那场民族圣战做出贡献的高级特工，从为数不多的有关他的资料中，我们只知道他的本名可能是“曾政忠”，以后还曾活跃在香港特工圈里。

至于蒋介石对“桐工作”的参与程度，有人说蒋介石参与甚少，只是戴笠领导下的一项谋略工作，意图阻止汪伪政权的成立，破坏日军的政治谋略。

但是，1953年，定居香港的张治平，曾在日本造访今井武夫，对他讲出了真相。他说：

“这次会谈是在蒋介石和戴笠直接领导下的极端秘密的工作。重庆政府方面也曾抱很大的期望。因中途泄露了秘密，受到行政院副院长和驻美大使的追究责问，致使进行中势必受到很大的挫折。”

为了证明蒋介石本人对和谈的倾向，张治平又说：

“当时，近卫文麿首相和板垣征四郎参谋长的亲笔信由铃木转交给重庆时，在重庆政府内部，有人强烈主张将此信披露，公之于世，以打击和平派的投降活动，断绝与日本的一切和谈渠道。但蒋介石却予以制止，大概他亲自写了答复近卫的信。”

这些话似乎在证明，在1940年中国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作为中国抗战的最高领袖，也曾经动摇过。

不过，这些念头，在蒋介石的头脑中，很可能也是一闪而过。最终，他还是顶住压力，断绝了与日本和谈的任何渠道，坚持抗战到底并最终迎来了胜利。